新时期 老宗旨——记浙江省乐清县虹桥七村党支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新时期 老宗旨
——记浙江省乐清县虹桥七村党支部
新华社记者　黄国文　丁雪萍
农村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时期以后，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虹桥七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过去，一个壮劳力洒一年汗水才分得七八十元，家家糙米饭就咸菜头，每年要国家救济。如今，连续几年人均收入六七百元；四百五十多户人家，绝大多数住进了形状各异的楼房，用上了电视机、电冰箱等“城里家什”；老人领养老金，学生有“奖学金”，孩子进幼儿园；村里还建起了小公园、图书馆、职工夜校和俱乐部。去年，这个村不但上缴国家二百三十多万元税金，平均每人纳税一千二百多元，还拿出几十万元的公共积累，支援市、区、镇的文明建设……
令人钦佩的是，这个世代务农的偏僻穷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文明村，一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帮助，二没搞任何歪门邪道，靠的是发展堂堂正正而又欣欣向荣的商品生产。
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少人慕名而至，探寻七村迅速“发迹”的奥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这个村有个党性强、宗旨明的好党支部。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是共产党员的“天职”
虹桥七村富就富在办了一个年产值达一千二百多万元的“乐清县工业缝纫机厂”。每当有人面对几幢高大厂房，啧啧称赞这是一棵“摇钱树”时，村里人就想起了“栽树人”——村党支部一班人尤其是支部书记瞿寿斌付出的辛劳和心血。
那还是“十年动乱”中的1974年，刚担任村支书不久的瞿寿斌看到，全村人多地少，一个人才摊三分七厘田，光单打一种粮食，靠拚命提高单产，家家还是过着穷日子。他决意带领党员办工厂试一试。当时，不少人生怕“弃农务工”要招祸挨批斗，但瞿寿斌不怕。
但是，要办厂，谈何容易？头一桩就是缺资金。他不顾妻子的埋怨、岳母的嗔怪，变卖掉自家仅有的值钱家产——两头猪、几大桶咸菜，又四出借贷，向队上交了三千元钱。这一行动感动得其他党员也纷纷响应，很快凑齐了两万多元办厂资金。几个党员骨干含辛茹苦好几个月，终于办起了工业缝纫机厂。不过，由于风风雨雨不断，这个厂好长时间没能“发达”起来。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党中央下达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吹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进军号。在新政策的鼓励下，七村周围农村的党员干部有的承包集体企业，有的搞专业户，有的跑长途运销，有的自办家庭工厂，不少人很快富起来。这时，村里也有少数村民一心想个人先富，要求把党支部领导下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厂分掉，由着各人自己干。
面对内外齐来的“冲击波”，瞿寿斌找到副支书兼村办厂厂长瞿维银等党员商量多次，召开了村党支部委员会。会上当即作出决议：村办厂照常由党支部抓，实行集体经营不变。同时进行改革，进一步解决“大锅饭”的问题，落实生产责任制。
世上的事有时就是这样，好心办好事，并不见得人人都叫好。村办厂一搞责任制，一些懒散人受不了了，有的指着瞿寿斌、瞿维银的鼻子骂他俩“想把人做死”，有的则在车间里软顶硬抗。这时，少数人幸灾乐祸地对他俩说：“看你们，让你们自个发财，你们偏要集体致富。这不，一年眼睁睁少赚上万元钞票不算，还要劳心费舌招人恨，何苦哟！”
瞿寿斌、瞿维银坚定地回答：“当党员，当然要顾大家、想集体，这是推不掉的‘天职’！”改革照搞不误。结果，一年时间，工厂产值、利润翻了一番。后来，村党支部又办起一个缝纫机配件厂，妥善安置了一批困难户。同时又积极调整全村产业结构，办起了一百多个家庭工厂和几个联户小企业。全村形成工农副各业并举，集体个体配套挂钩的商品生产、流通新格局，工农业总产值一年跨一个台阶，到去年已达到一千四百万元，人均国民收入六七千元。
“歪门”即使大敞着也不跨一步
“正路”哪怕再难走也要使劲闯
“难能可贵！”这是到过虹桥七村的许多干部，包括负责纪检、工商行政管理的同志临走时留下的评语。他们都称赞七村不仅致富有方，而且富得正派。尽管也有经济领域的歪风邪气一阵阵地往这里刮，但就是找不到一点市场。
“乐清”牌三线包缝机是七村工业缝纫机厂的当家产品。在一次全厂订货会上，一家大商店的业务员和经理先后找到七村参加会议的代表——厂总顾问徐全标，要七村厂按经销数量付给他们“业务开发费”，还带威胁地说：“你们要是一毛不拔，咱们两家的生意怕就不好做下去了！”
这家商店每年经销的“乐清”牌包缝机占七村厂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是个举足轻重、紧系七村厂“生命线”的大“主顾”。要是他们因要求得不到满足给点“颜色”，七村厂就得被迫大减产！徐全标赶紧回村汇报。这时，村办厂设在几个大城市的产品销售点也发回了告急电报，说买主普遍提出要“回扣”，有的因没拿到“好处”，已改要其他厂的产品。
这件事在七村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主张顶住，也有人迫于压力，说：“村办厂嘛，拿点钱铺铺路，也算不了个啥！”主张松手。
矛盾“上交”到七村党支部。为研究对策，支委会开了一天一夜。瞿寿斌在会上语气深沉地说：“我想了好几天，越想越觉得咱七村就是饭碗被敲破，也不能搞这档子事！大家想想看，党中央号召搞商品生产以来，一直把狠刹经济上的不正之风当件大事抓。有人说难抓，不假，是难。可正是因为难，才要我们党员带头咬牙顶住。如果党组织在这件事上也松手随大流，不是不但没给党解难，反给党添难了！这样做，怎么能向党交代！”
党支部毅然作出决定：本村工厂对外一律不得给经销“回扣”，也不许巧立名目给什么“好处费”、“推销奖”。
不正之风不能搞，但工厂生产还要大发展。怎么办？七村党支部选择了一条难路：靠高水平的产品打“天下”，占市场！他们立志：要以“最低一档身份”的企业，拿出“最高一档等级”的产品。为实现这个目标，党支部大力引进人才，聘请了一批国营老厂的退休技工；同时，坚决革掉招工讲“照顾”、凭“后门”的陋习，实行严格的招工考试制度，保证了职工素质。为达到“出厂万台整机，保证台台优质”的高标准，他们还强化产品检测，实行了连国营大厂工程师也咋舌的道道工序检验制度，并配以严格的经济奖惩……
现在，这家从不“拿钱铺路”的无名小厂，产品销路却比许多有名大厂宽。全国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六十多家国营经销单位竞相争订他们的货，一年销售三万多台包缝机，占了全国同类产品总销售量的九分之一，但仍然供不应求。在潮水般涌进村来的钞票面前，有些村民自豪地说：“这里头没一张是昧心钱，正派硬气，财源久长，全靠党支部把关好啊！”
“党员为群众办事要抢先，为自己谋利要靠后”
虹桥七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在商品生产领域里大显身手，但始终没让商品交换原则渗透进党内的政治生活中来。他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拜金主义”比较容易污染某些人的灵魂。因此，党支部给全村二十多名党员立下了一条规矩：共产党员必须甘当群众致富的“铺路石”！
七村群众是明理的。他们说，党支部一班人为全村致富舍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村里富了，他们应当多拿点辛苦钱。但党支部领导却说“不应当”，理由是：“党员为群众办事，应当抢先一步；为自己谋利，应当靠后一步。”他们对党员干部的经济分配制定了若干规定：凡党员干部，在工厂工作的只拿相当于工人平均水平的工资和奖金，不在厂的一律参加农业分配。厂里工人生病医药费自理，干部也不例外。工人加班可拿加班津贴，干部开会、研究工作，不论到深夜几点，不拿一分钱。瞿寿斌是村支书，他说，他既管工又管农，只能在厂里领半份工人工资，另外的一半，则向自己的承包田去要。
起初，许多人不知道上面这个政策，大家相安无事。没想到有天发工资时，几位客籍师傅突然发现支书领的工资只抵他们这些“外来户”的零头，顿时大哗：“这哪行？不合理嘛！”几十人涌到党支部办公室，联名请求让瞿寿斌多拿点钱。村子里也有人打抱不平，说瞿寿斌是工厂总负责人，管事最多，担子最重，收入却低于一般工人，不能算“按劳分配”。
这场“风波”闹得党支部作出硬性决议：瞿寿斌在厂里拿全薪全奖。瞿寿斌无奈，只好同意也拿一份工人平均奖金，但仍死活不肯拿全份工资。
瞿寿斌家是全村公认最勤快的人家之一。一家七口辛苦积攒多年，才盖起三层楼房。正巧，厂里要开办修配门市部，急需用房。瞿寿斌二话没说，只把六间新房的顶层两间分给两个眼看要先后成家的儿子，其余四间全让给了厂里。他和妻子、女儿和岳母仍住旧房。厂里要按时下行情付给他比较多的房租，他不要，每月要的钱只相当于应收房租的五分之一左右。
荣获浙江省“优秀厂长”称号的瞿维银，是村里最忙最累的人。去年他积劳成疾，一病就是半年。他除医药费自理外，也自觉不领这半年的工资和奖金。一进一出，等于少收入近两千元。同志们看着他瘦削的双颊和蜡黄的脸色，心疼地劝他：“你是生生为厂里累病的，养病期间又没丢下工作，这笔钱你该领！”他真挚地笑笑说：“这笔钱我不能领。我要执行支部的规定。”
年近六旬、身患气管炎的徐全标总顾问，十年前在杭州退休应聘来到虹桥后，以厂为家，还把自己在杭州的家变成了工厂的“驻杭办事处”。他为工厂联系业务，一年光买邮票就要花六七十元，但从未向厂里要钱。在厂里，他被称为“不是厂长的厂长”，但收入只是中等水平。在他入了党，又当选为温州市先进工作者后，有人同他开玩笑说：“徐师傅，你在七村功劳很大，可只换来一张‘党证’、一面奖状，值吗？”徐全标说：“要赚钱我就不来这个小村子了，坐在杭州家里就能成千成千地赚。不要小看这张‘党证’和这面奖状，这是我一辈子的追求，比啥子都值钱！”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