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来的新格局——苏州农村经济发展巡礼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挤”出来的新格局
——苏州农村经济发展巡礼
本报记者　吴长生
人进苏州，第一个印象就是“挤”。街上人挤，河中船挤；庄稼几乎种到了屋前墙下，看不到北方农村那种宽敞的院落；工厂也大都异常紧凑。因此，有人诙谐地说：小巧玲珑的苏州园林、盆景，恐怕就是“挤”出来的文化艺术奇葩。无独有偶，近年来苏州农村初步形成以乡村工业为支柱、以种植和多种经营为两翼的新格局，似乎也与这“挤”有着密切联系。
苏州确实“挤”得可以，平均每平方公里六百二十七人，相当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六倍。解放后，农村增加了一百六十万人，却减少了近六十万亩耕地。现在全市六县一郊区，四百多万农村人口，耕地只有五百多万亩。尽管优越的自然条件、精良的耕作技术，使此方之民得以较早地实现了温饱，但人多地少、劳力剩余的矛盾还是日趋尖锐。特别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城镇不仅吸收不了农村的剩余劳力，每年还要下放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就更加大了农村的压力。就业的欲望，致富的要求，成为突破农村传统经济格局的内在动因。
百分之百地种植双季稻，全力以赴抓粮食。在“以粮为纲”的年月，苏州人曾不顾一切地这样干过。他们用提前育秧等办法赶季节，把种粮指数提到了248％；各地填塘、毁桑、围湖造田，几乎砍光了所有多种经营。报上称这为“把天拉长，把地加大”。结果怎样呢？粮食产量上去了一些，单产达到了六七百公斤，劳力都被占住了，可整个农村经济却被窒息了。产品日趋单一，粮食质量明显下降，次质籼米代替了粳稻。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双倍的投入并未换得相应的产出，农民终年忙得喘不过气来，收入却增加无几，相反倒出现了一大批高产穷队。全地区人均收入长期在百元上下徘徊。亩产吨粮的沙洲县西张乡，人均分配只一百三十多元。
相比之下，人们发现，另一种探索——悄悄兴办的少量乡村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们能使人们“有事干”，能得到“高收入”。因而它们受到农民的特殊偏爱，尽管多年受农村大环境的约束，不时受到敲打，但始终象草根一样，顽强生长不息。到1978年全市乡村工业的产值悄悄地增长到了十亿多元，接近了农业的产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农村的大环境，积郁的强大内在动力遇到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乡村工业长足飞跃，势头越来越猛。到1985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达到九十多亿元（建国初期全国工业产值仅一百四十亿元），占农村经济总产值的81％。企业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个。
1962年才建县的沙洲县，在全市六县中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一千零八人），人均耕地最少，只有九分田，乡镇工业发展得最快。去年乡镇工业产值居六县之首，达二十四亿多元，比1978年增长近九倍。全县四十万农村劳力中已有二十二万就地转为工人。
1978年，全市农村人均收入一百九十多元，而去年，人均从乡镇企业就得到了二百三十多元。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广大农民得到了较充分的就业机会，较快地改善了经济状况。
其实，乡镇企业不仅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二百一十四亿元，除去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名列榜首。而其中45％的产值是乡镇企业创造的，超过了市、县两级企业产值的总和；乡镇企业提供的税金，占全市财政收入的28％。
许多乡镇企业主动与城市国营、集体企业挂钩。苦于“伸不开腿脚”的城市工业，也积极下联，与大批乡镇企业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个专业化大生产的“群体”。生产“长城”牌电扇的苏州电扇总厂，与六个县的十多家乡镇企业组成长城电扇公司，实行高层次的经济联营。三年间，这个厂在基本没增加厂房、劳力、设备的情况下，产量增加了五倍，产值、税利分别增加了六倍多，成为国内最大的电扇生产厂家之一。
乡镇企业在稳定城市市场供应方面，也做出了不小贡献。1984年开始，苏州市郊区采用“产、供、销”一条龙办法向市区数十万居民供菜、肉、奶。人们吃到鲜嫩的蔬菜、猪肉、牛奶时，是否想到郊区每年要从乡镇企业上交利润中拨出五百万元用于“补菜”、“补肉”、“补奶”呢？而国家每年用于这方面的补贴款只有一百八十万元。沙洲县杨舍镇所属四个村的菜农进县城办菜场，取代国营蔬菜部门，发挥平抑物价的作用，为此全镇每年要从工业利润中拿出三十四万元“补菜”。
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受惠的不止是农村，而是整个社会。难怪不仅农民把乡镇企业视为“命根子”，而且全苏州上下都有一种呼声：没有乡镇企业的兴起，苏州农村就难以摆脱“高产穷队”的困境；无工，农业也难以稳定发展。
这“挤”出来的新格局，正是千百万苏州农民经过切身实践，慎重比较、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