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人肖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当代文化人肖像
邓伟
1976年我十七岁，曾在暑假中去北岳恒山旅行，用借到的一台老照相机拍摄了神奇的古建筑悬空寺。古代的建筑师给祖国留下了这不朽的作品，激发了我记录下这国宝的形象。1977年《中国摄影》刊出一幅李可染作画的照片，我观摩入神，爱不释手，就向杂志社写信，表达我对作品的感受。不久就收到该社编辑张文硕先生热情的回信，并附赠这幅肖像摄影的印件。正是这些逐渐引导我一步一步地走向摄影艺术的宏伟殿堂。1978年我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开始了我认真学习摄影艺术的征程。我用学院发的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给我的启蒙老师李可染、朱光潜拍了肖像照。这是一支雏鸟的第一次试飞。
我为朱光潜先生拍摄的一幅逆光像在英文版《中国文学》里被采用了。朱先生要我再放几张，我第一次送去了二十五张，但很快就被他的亲友和造访者索取一空。我立即感到我们的人民多么景仰自己的学者，需要看到他们的形象啊！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给我的感受很强烈。我随即又放了二十张，很快又分送一空。我为李可染拍的一幅侧逆光照，也用于他的画集、画展以及许多介绍他的文章里。
这两件事使我想起：洗印照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只有采取制版印刷的方法才能广泛传播。我们祖国有许多象他们二位这样卓越的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以他们深沉邃密的思想、优秀精湛的作品，影响和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烨烨闪光的一生，本身就是人们学习的典范。广大的人民多么希望一睹他们的风采。
要采访和拍摄许多文化老人的形象，有不少实际困难；要拍出其品格素质、神态气度，更是不容易一次奏效。例如1980年暑假，画家石鲁患重病在西安住院，我决定自费往西安访问他，并为他拍照。到达以后由于石鲁病情较重，医生不让会客，经过多次走访，详细说明来意，终于感动了医生，允许在午饭后患者精神稍好时，完成拍摄工作。当时他说话已很困难，但当他听清我从北京专程来为他拍照，就激动地挥笔写下了留念的手迹和签名。此情此景，使我流下热泪。不久他就长离我们，再要拍摄，也不可能了。
1982年夏我毕业了，留在母校摄影系任助教。此后，我坚持利用工余和假日，积极争取做好为文化老人拍摄肖像的工作。我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要保持人物形象的本来风貌，拍摄瞬间抓住神采特征，达到不仅形似、并且神似。中国画论里讲“观人之神，如飞鸟之过目，其去愈速，其神愈全。”这对现代肖像摄影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因为摄影艺术就是“用光影作画”，是与绘画一脉相通的。实践证明：在胶片上记录得最理想的影像，往往也就是摄影者视感经历最为激动的那一瞬间的印象。
人物肖像摄影作品，不但具有欣赏价值，还应有文献价值。我不揣驽钝，勉力编成这本《当代文化人影录》（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愿能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在每幅肖像后都附有各人的简历以及他们自己写的对艺术、社会、人生的观感和为人治学的心得，虽然只是不多的几句话，却往往是几十年生活和思想的结晶，给予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