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 报国情——武汉两位离退休老人支持儿子搞改革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父母心 报国情
——武汉两位离退休老人支持儿子搞改革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振国
（一）
1985年12月17日凌晨，武汉关的钟声刚刚敲过六响，双目失明的妻子就催着年过花甲的丈夫起程。
头天晚上，老两口絮絮叨叨商量了一夜：
“你这次去，一定要告诉大立儿，只能把心贴在改革上，手里可不要沾钱！”
“你放心，他原来在那个煤矿研究所，搞了那么多新技术，转让费就得到五十多万元，人家怀疑他，刁难他，查他的帐，结果还是没有问题。”
“这孩子的品德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他不会贪污，但社会上确有人利用改革来骗钱，你懂技术，又会英文，这次去一定要帮助他查查账目，算算收入和支出，搞个清清楚楚再回来……”
老人登上飞机，一转眼就到了安徽合肥。
“爸爸，你怎么不给我写封信，家里出了什么事？”
“家里平安，只是你母亲怕你出事，她花钱托人给买了张飞机票，催我来的。”
“我没有出事呀！”
“不是说你已出事，是怕你出事。因为好长时间你母亲都睡不好觉，一听说有人乘改革之机，发了横财，成了经济罪犯，她就为你担心；一听说搞改革的人遭到打击、迫害，她就为你坐卧不安！”
“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很好。从安徽省科委把我调到合肥，工作一直顺利！”父子一见面，就这样一问一答，互释悬心。
（二）
老人名叫吴复欣，原在武汉高电压研究所工作，是个老知识分子，现已离休。其妻名叫吕岱逸，原在武汉热电厂工作，因病双目失明，现瘫痪在家。老两口都是共产党员，都有一颗热望改革成功之心。他们的儿子名叫吴大立，今年四十二岁，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他是学化学的，对合成材料很有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煤炭科学院等单位大力帮助下，先后研制完成七个科研项目，其中NF高效能混凝土减水剂、115松香不饱和聚酯树脂、树脂锚固剂分别获得煤炭部特等科技成果奖、国家科委三等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数以百计的厂家纷纷投书、登门要求有偿转让这些技术。光1984年，就向十家工厂转让了NF高效能混凝土减水剂的技术。如果这十家工厂不受干扰建成投产，每年可节约高标号水泥六十万吨，社会效益可达三千多万元。吴大立所在的研究所，当年即获得转让费五十二万多元。
原来这个所穷得叮当响，吴大立安然无恙；可是稍一露富，特别是吴大立受到报刊的表扬之后，“莫须有”的罪名就铺天盖地而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就在儿子受难之际，老人赶到了。有人说他儿子有经济问题，他当然不能相信，但他还是通过明察暗访，查阅帐目，证明儿子所得没有超出国家政策规定。有人说他儿子目无组织，乱搞改革，他对此未加理睬。因为老人是有识之士，他完全赞成“当今的中国，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的观点，他知道儿子不是不听指挥的人，他希望组织上能为他的儿子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扩大科研成果，继续把改革搞好。
然而，老人的希望未能实现。偌大的一个煤矿，却容纳不下一个搞改革的小人物。打击、刁难，迫使吴大立不得不于1985年2月1日向矿领导递交了一份“退职报告”。他在报告中呼喊：“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我高效率地为党工作。”
父亲含着泪花走了。从不流泪的吴大立，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洒泪告别了这个煤矿的研究所。一位曾经写稿支持过吴大立的老记者，知道自己的报道给他带来了不幸，故在吴大立离开煤矿的那天，专程把他送到煤田边界，并为这位致力于改革的中年知识分子拍了一张照片，愿他收起眼泪，笑向新的生活！
（三）
“大立同志，我们非常欢迎你！”安徽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
“你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我们非常需要你！”安徽省科委主任、高级工程师常本英更是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
“我虽有一点专长，但毛病不少，希望组织上经常给我敲敲警钟，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安定的环境中高效率地从事科研工作……”吴大立本来还想讲讲“多次申请入党，至今未能实现”的事，但他考虑自己刚来，还是先干工作，让以后的实际行动来说明吧！
吴大立去年5月离开那个煤矿，8月，安徽省就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合成材料研究所，任命他为所长。他的妻子、同班同学李淑琴也同时调来。助手已给配备了六位，科研设备已购置了一批。省有关部门、省科委还明文规定：该所为全民所有制性质，县团级单位，隶属省科委领导，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享有计划、经营、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自主权，具有法人资格，可以对外签订技术经济合同，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
有了开明的领导，就有了科技人员高效率的工作成果。时间只过去了半年，吴大立和他的新伙伴们根据国家“星火计划”的要求，开展了紧张的社会调查，夜以继日地研究开发了七个
“面向农村的短平快”科研项目，向省内外十家企业转让了四项技术，获得转让费三十多万元。今年预计收入将会成倍增加。安徽落后的合成材料研究开发工作，可望得到振兴。
吴大立夫妇因为太忙，一连数月未能把自己到新单位所受到的礼遇详细告诉双亲。老人久等书信未到，因而匆匆赶到合肥。老人见此情景，自然十分高兴，他考虑到回去还要拿出真凭实据，才能让老伴放心，故又叫儿子把到新单位后的研究项目、转让情况、所得费用、公用开支、个人所得向他作个有根有据的介绍。
儿子完全明白老人的心，对他要问的问题，和盘托出，毫不保留。
吴大立把老人所要看的材料、账目全部拿来，并将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也递到老人面前。老人戴着老花眼镜，一份一份地研究着、演算着，对技术转让费的提取和分配，查算得更为仔细。
老人一连查阅、核对了几天几夜，越查越放心，便自言自语地说：“……他俩的收入远没有超出国家许可的范围。”小孙女听到这话，依偎到爷爷身边咯咯地笑起来。
1985年12月24日，夫妇俩依依不舍把老人送到合肥机场。
“爸爸，请告诉妈妈放心，我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我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我知道城市改革很复杂，但我一定不做墙头草，不走回头路，跟着党把改革进行到底，把科研搞得更好。”吴大立向父亲掏出了心底的一片真情。
老人的眼圈红了。飞机冲破云层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