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启示录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破产启示录
本报记者　孟晓云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向沈阳市三家工厂发出“破产警戒通告”。根据沈阳市政府制订的《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凡企业产不抵债者，即达到破产倒闭界限。
这一新闻，使工业重镇沈阳广为震动。
“黄牌警告”
1985年8月3日，受到沈阳市政府发出破产警戒通告的三工厂是：市防爆器械厂、市五金铸造厂和市第三农机厂。对这家三家企业从即日起，限期一年进行整顿和拯救；在此期间，政府对他们救而不保，扶持有度，如果企业确实无力再度复苏，即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市政府动了真格的，含糊不得了，人们震动了。
被警告的三家工厂掀起了波澜。有的厂长痛哭流涕，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有的工人整宿睡不着觉，唯恐自己的厂真有一天倒闭了，自己要去待业吃救济。“黄牌”还真有些威力。8月3日之前，人们还是悠哉游哉，“黄牌”一亮，人们一下子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前进或许有出路，后退则无路可走。他们咬咬牙，准备背水一战了。
农机三厂发出了《致全厂职工的一封信》，紧急动员大家献计献策，克服困难，力争在一年内使企业扭亏增盈。不少工人纷纷贴出决心书，保证书，要与厂领导一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使企业尽快复苏。压力变成了动力，原来因工厂开不了支，一些到街上摆摊做买卖的工人纷纷回厂，有几个要求调动的青年工人也不走了。
工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注自己厂的命运。工厂资金短缺，不用动员，群众自愿集资一万八千元；八月酷暑，露天作业的工人，不再向厂里伸手要劳动保护，自己花钱买来了草帽；为上新产品加班加点的工人，也没有一个要加班费的，他们把工厂的困难看成了自己的困难。
工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民主管理的实现，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计较过上级瞎指挥给自己工厂带来的损失。防爆器械厂的工人开始“议政”：我们这个厂成立二十多年，换了十任领导，厂长和书记的工资关系都不在厂里，说走就走，厂子能办好？往后，不捆在一起干不行，工厂倒闭了，他们也要和我们一起待业！工人们还说，我们厂隶属关系变了六次了，几易厂名，每逢变一次，企业就要乱几个月，今后不能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了，政企要分开！
过去，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当厂长，工人觉得与己无关，大锅饭体制使职工对于自己的民主管理权利十分淡漠；对于用行政手段瞎指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他们也并不认真计较，反正有大锅饭可吃，何必着急。而如今，一切为之改观，工人变得十分关心，十分认真，从他们的一片议论声中，人们不难体察到，试行破产规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
被通告的三个工厂中，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五金铸造厂的厂长周桂英。二十三万六千元的资产，三百多工人的前途命运，个人的自尊心，象一块块巨石，向她压来。她的厂沈阳市已经家喻户晓，听说国外有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脸都丢到国外去了！她哭了一场之后，横下一条心：横竖是家喻户晓了，我非要豁出命来干出个样子不可！
周桂英召集了全厂职工大会，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先后在这个厂干了六七年，厂里长期亏损，没有定型产品，又不了解市场，造成经营决策的失误，全是我的责任。我干得不好，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和你们捆在一起干，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说着，她流下了眼泪，厂里的工人也激动地哭了。
“黄牌警告”似乎是一个无声的动员。全厂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8月3日起，周桂英没有睡过一宿安稳觉，没有歇过一个星期天，四处联系请能人，上新产品，搞技术协作自不必说，工人们也自动提前半小时来上班，厂里上新产品资金不够，他们七八十人筹集了八千三百元。过去大手大脚，现在对原材料谁也舍不得浪费一厘一毫了，大家象居家过日子一样，为厂里计算着，节约着。厂里要换上水道，雇人挖土方，要六百元，工人们决定自己干。因为要横穿马路挖过去，只有夜里干，傍黑人就凑齐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又突然下起了大雪，小棉袄能拧出水来。工人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个要夜班费的。自来水安装队受感动了，有人挑起大拇指：这个厂的工人不得了！
五金铸造厂的生产上去了，1985年没有亏损，还盈利一万五千元。今年计划完成产值二十七万元，截止今年4月，他们已完成了三十四万五千元。谁能想到，破产法规与企业的生命力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呢！
无可挽回
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有了转机，充满复苏的希望，而市防爆器械厂却每况愈下。
防爆器械厂由于企业素质差，技术设备不好，又经营管理不善，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截至1985年7月底，企业总负债额为四十九万元，而它的全部资产总额才三十万挂零，产不抵债，濒临破产。受到“破产警戒通告”后，该厂和它的上级汽车公司均采取了拯救措施，对产品方向、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进行了整顿，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但终因企业内在素质太差，无力复兴，拯救没有奏效。债权人三次聚会，一致认为该厂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濒临破产的防爆器械厂，自然成了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
工人众说纷纭。有的人对破产有糊涂观念：“干了二十年干出了一个破产规定！”“干了半天倒闭了，我们工人有什么罪？”他们不懂得，破产，乃是企业经营失败的结果，并非由破产规定造成的。
有些人则因为多年吃惯了“大锅饭”，对破产一时想不通，不理解。他们这样议论：“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矮子。别人都兴吃“大锅饭”，为什么到咱们这儿就不兴吃了呢？”“在沈阳咱们厂是第一个倒闭的，也该给点优惠，照顾一下吧！”“社会主义哪儿来的破产，干了二十年倒成了‘老待业青年’，总得给碗饭吃吧！”“偌大的沈阳城就容纳不了我们这批人？堂堂的沈阳市汽车公司管辖六十多家工厂，把我们分到别的厂去，一个厂才摊几个人？”“这么大个公司，扶我们一把，还能破了产？”
沈阳市汽车公司，这一年多来确是在扶持防爆器械厂，自1985年3月始，它下属的一个经营效益好的厂——轿车三分厂，代管防爆器械厂。然而，“代管”的结果，轿车三分厂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去年，防爆器械厂调去十四名职工到轿车三分厂搞劳务，每人每月劳务费为一百二十元，实际上三分厂并不乏劳力，不过借以维持这十四人的开支。仅1985年从三分厂调入防爆器械厂“垫片”等半成品加工任务近二十种，加工费达十四万余元。说是加工，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地装配，等于白送加工费，比如“大灯烧焊件”，三分厂自行加工，工本费一角，改由防爆器械厂加工，则付加工费一元，这就叫富厂养穷厂，这分明是用国家的钱去保护落后。
按照传统观念，国家要对这些企业长期承担无限期的责任，保住一个坐吃山空的厂子，不惜输掉一两个厂子乃至更多的财富，都认为理所当然。保证落后企业永不破产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沈阳市的企业破产规定的实施冲击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堵住了“大锅饭”的去路，它至少给人们这样几个信号：
一、自负盈亏的企业必须对经营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不能只负盈，不负亏。既然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它就必须承担亏损倒闭的风险。
二、企业的债务必须由企业自身来偿还，当它无力偿还时必须宣告破产，拍卖资财，抵偿债务。
三、宪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这个权利的实现是有一定条件的。条件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当企业破产时，它的生产资料变卖还债，企业的劳动者就失去一次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因此转入待业理所当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机会。
这样，劳动者将会更加珍惜他的劳动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努力把企业经营好。这样，企业也就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的命运共同体，从而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来。
关于破产的种种思考
沈阳市这一重大的改革措施是怎样产生的呢？四十二岁的市委书记李长春，在担任一个工业公司经理和出任沈阳市市长期间，曾经从大量的经济生活实践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少职工认为企业经营好坏与己无关，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挂不起钩来。
郊区有一个直流电机厂连年亏损，职工嫌上班远，工作情绪不高，恨不得工厂早点关门。一个业务员积极跑外承揽任务，工人们却指责他：你那么积极作啥？找不着活儿，厂子快点“黄”了才好呢，那我们就有希望调到市里的厂子去上班了。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工人，是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造成的。企业自负盈亏只负盈，不负亏，工厂办不下去了，就把人分散到其它厂去，结果是穷厂吃富厂；关停并转，对职工无损，工资照发，奖金照拿，干部照当，表面上看，亏损企业少了，实际上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这种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经济产生恶性循环。
李长春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能不能寻找一种办法，使企业的职工真正关心自己的企业，使企业的命运和职工的命运完全联在一起呢？应该是企业经营好了，个人得到利益，经营不好个人也要承担风险。
李长春想到了制订一个破产法。地方没有立法权，但是，制订一个企业破产倒闭规定是可以的。
有人说，破产这办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大家一查历史，原来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就有了破产法的雏型，那是奴隶制时代；1909年的宣统时代，中国曾经公布过《破产律》；而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破产法：可见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用品。李长春主持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好几次，经过热烈地争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破产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必然产物。
必然的东西，一旦提出来，有时候也会让人大吃一惊的。如果你说社会主义企业有亏损，大家承认；你说可以破产，就不接受了——似乎这中间有什么大是大非的政治界限。辩论是认识真理的手段，辩来辩去，人们看清了破产和亏损的关系，即破产是亏损积累到一定界限的结果。一个企业的亏损额接近或超过了它所拥有的资产，丧失了由自己还债的能力，产不抵债，实际上就破产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屡有发生，不过是被国家的补贴和关停并转掩盖着罢了。
沈阳市决心要制定一个关于企业破产倒闭的规定。在法规制订过程中，人们不免有种种担忧。企业破产之后，职工要待业，领取社会救济金，人们能不能适应呢？地方收救济基金是税前列支，是否会影响国家的税收？收救济基金由银行拨款，国家总行规定中没有这一条怎么办？改革还需要配套，先施行破产规定是否妥当？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李长春和市委一班人需要深思熟虑。他们反复讨论，得出如下的看法：
——改革总要面临风险，在我们国家，第一次让一个企业破产倒闭，对社会震动面大，对人们的思想触动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破产企业善后工作跟上，做好舆论工作，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就不大。要让人们理解，破产是以积极的态度淘汰落后，有利于增强企业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活力。至于职工个人，由于企业破产倒闭而转入待业，他们可以得到救济金，国家不开“大锅饭”了，但还开“救济饭”，大势所趋，总要有这么一个开头，让人们逐渐适应。
——收了救济金，从账面上看，国家少收了钱，这种税收减少是暂时的，长远的看，国家并不吃亏。破产规定将会使更多的企业振作起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破产规定还会使那些行将破产的企业，发奋自救，直至复苏，重新转亏为盈。为什么不算一算这笔账呢？
——沈阳市是全国城市经济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既然允许我们试点，就应该允许我们突破。如果国家规定全部原封不动，如何改革下去呢？
——破产规定办法本身是改革的一环，它和购销体制改革、物价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配套，它既有赖于其它方面的改革，又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等所有改革都完成了再施行破产倒闭规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经过一段充分的酝酿，1985年2月，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公诸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