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未来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未来
白桦
大家都在议论上海近年来的文艺创作现状，并探讨繁荣创作的途径。我以为，创作的不够令人满意，只是“果”。“因”是多种多样的。“因”，尽人皆知，过去上海受“左”的迫害和“左”的影响较深，使得上海的文艺创作受到更多的扼制。但客观上的“因”往往是作家、艺术家无法解决的，就象任何一棵树一样，不能改变气候，只有森林才能改变气候。而形成一座森林的群体又需要一定的气候。据植物学家们分析，热带雨林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气候变化造成的。由于宇宙间某种巧合，热带地区出现了一段温和期，空气和土壤变得潮湿起来，许多植物趁机往上猛长，形成植物群落，互相掩映。等气温再度回升，炽热的热带阳光再也无法使这些植物枯焦了。相反，由于光合作用，受热蒸发的水蒸气升空结成雨云，降雨，空气里终年充满了水的微粒——雾，使热带雨林更加茂盛。近一时期南亚和我国一些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结果是绝难再生。因为土壤的高度干燥就会沙化，沙化之后就是死亡之海。现代科学技术如此昌明也无能为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上海的文学土壤已经沙化了。我是说，我们上海的文艺创作不幸错过了一个宝贵的“温和期”。这个“温和期”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在并未过去。因此，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我们还可以从客观上找到更多原因，但我们主要还应当从我们的主观上去寻求。文学艺术创作也象热带雨林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同一块土地上会生长出各种形状的植物来，它们必然要受到大气候、小气候、日照、水分的影响；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作品都应当有，都会有。在我们寻找自己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在中外文学史上，我还没见到过一个是由于对生活、对时代采取冷漠或回避态度而成为大作家的。选材的角度可以因人而异，但都应该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真诚坦率地对待观众和读者，让千千万万人都能直接看到你的心灵。巴金同志是久居上海的老作家，他通过他的生活和他创造的世界，热情洋溢地给下一代人以时代的启迪，成为一位划时代的作家，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他的作品描写的是昨天存在过、今天仍然有、明天还不会绝迹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巴金用自己的青春、生命投入文学。鲁迅先生把自己绑在自己的投枪上掷向黑暗。文艺作品既是时代的轨迹，也是作家心灵的轨迹。
现在上海正在纪念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位生于十六世纪，死于十七世纪，一直跨越到二十世纪并继续向未来跨越的戏剧家。他的剧本大多取材于历史，但他思考并为之激动、愤懑、悲哀和欢欣鼓舞的正是他所身受的时代生活中最为尖锐、最为重大的人性中的美质和劣根。那时，同一个题材《罗密欧与朱丽叶》，由许多作家写成剧本，唯独他的那一部成为杰作。其区别就在于他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时代的良心、诚挚的思考、莎士比亚式的智慧和激情，以及美妙的诗的语言。如果他回避那些使他至为动情的一切，去迎合低级庸俗的时尚，如果他另外去巧妙地编织一些精致然而虚伪的作品，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界谁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如此光辉灿烂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所以是莎士比亚，是因为他有莎士比亚的追求。他生活的时代，大部分观众的美学欣赏趣味还很低，那时的“土壤”最适于生长低级的滑稽剧和粉饰生活的歌颂剧。然而却出了个莎士比亚，他用他的作品改良了“土壤”。毫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大大提高了自他以后的观众的美学欣赏水平。从莎士比亚开始，观众不再满足于杂耍和浅薄的滑稽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优秀的作家是可以反过来提高观众的，是可以改变气候的，象森林一样。莎士比亚本身就是一座森林。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自鲁迅之后，中国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懂得了在中国怎样做文学与欣赏文学。近年来，武侠小说、武打片、言情小说出现热潮，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在我小时候，书店里卖的大部分是剑侠、言情小说，宣扬封建迷信的传奇，就象洪水泛滥一样，但这种洪水并没淹没鲁迅、茅盾和巴金。
上海人才济济，而且已经出现了一批有个性、有勇气、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上海的作家队伍一定会成为一支劲旅，敢于接受全国作家的挑战。上海作家的特点和长处很多，尤其是非常灵活机敏。但灵活、机敏不能只用于迂回和细部的精细，必须用以争取文学的未来。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不等于说应该和可能离开政治，离开现实生活。
许多中国作家喜欢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马尔克斯所以在全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只是他成功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而是因为他把拉丁美洲血淋淋的现实，借助丰富的想象力，调动一切手段，“象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足见，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方法不是为了远离现实生活，正相反，是靠近——逼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作品是拉丁美洲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的回答。如果我们只敢欣赏马尔克斯作品的形式和机智，而看不见他的魄力和深刻的思想，以及他对拉丁美洲炽烈的爱，我们其实并没有读懂。我承认，形式具有自身的力量，形式的力量主要在于充分完美地表达了内涵。唐代以后的许多画家模仿过吴道子，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具有吴道子的人生体验，看不到他的风骨。即使把他的线条临摹得一丝不差，结果，仍然是贫弱的、平庸的。唐代以后的许多画中人都是披着盛唐袍服和飘带的侏儒。因为这些画，只有小的真实、小的精美，却没有大的真实、大的壮丽。只有细节真实而忽略了大图景的存在的作品必然缺乏力度。我们完全可以描写上海某一个小菜场，但这个小菜场是处于大变革的中国上海这个大图景中的一个小菜场。每一棵青菜都是在几经变革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曾经公正地对待过屈原、李白、鲁迅、巴金，尽管他们都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坎坷、误解。历史也会公正地对待我们。至于能否创作出震撼人心、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除了愿望、热情和态度之外，还需要才能，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自甘寂寞的耐心，经过极其艰巨的长途跋涉之后才能到达一个新岸。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目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