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双百”方针繁荣了文艺事业 文艺批评要正常健康民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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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王蒙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双百”方针繁荣了文艺事业
文艺批评要正常健康民主
本报讯　5月6日出版的华声报一版刊登了著名作家王蒙接受韦黎明采访时，就“双百”方针和文艺批评问题发表的谈话。现转载如下：
“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新问题很多的时期”
最近，笔者就发展中国文艺事业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著名作家王蒙。
当我在他小小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衣着朴素，一身深蓝色的旧的卡制服，使人觉得他象是一位中学教员。他笑着对我说：“我刚搬进这个办公室两天，你是我接见的第一位记者。”
谈话由中国的文化事业开始。我问他认为现在中国文化事业处于一个什么时期，王毫不犹豫地答道：“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他说，中国的文化事业现在很活跃，各项事业的规模都比过去大得多。文学、艺术、戏曲、电影、杂技、音乐、考古等等都非常发达。连图书馆事业都非常发达，图书馆事业不仅是建国以来甚至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繁荣时期。他说，无论何时去图书馆看到里面都是满满的，老年人、年轻人都有。
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国家的安定、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对文化事业的需要更多、要求更高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暴露了很多问题的时期，因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有了电视机。一般的文艺节目通过电视机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如果剧场和电影院的演出质量不高，就会没有人看。戏曲如何能赢得青年的喜爱、如何赢得青年观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处在一个既是良好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新问题很多、甚至困难很大的时期。”
“我非常喜欢‘双百’方针”。
今年5月，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象王蒙等一大批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创作生涯几次大起大落都是与这一方针的贯彻情况休戚相关的，所以谈起“双百”方针，王蒙感慨颇深地说：“我非常喜欢‘双百’方针。”
王蒙强调，“双百”方针是焕发文学、文艺工作者积极性的方针；是发挥文艺工作者个性的方针；也是实行艺术民主的一种方针。
他回顾历史说道，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如在小说创作上有了新的作品，在戏曲上出现了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根据清代一个冤案编剧）、《啼笑姻缘》（反映民国初年市民生活的故事）等。
“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部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王说：“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搁笔了差不多二十余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完全等于废除了。”
王蒙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纠正了那种“左”的指导方针。在文艺事业上重新贯彻了“双百”方针，而且丰富了“双百”方针。他自己也重新得到了创作的权利。他不无得意地说，在1979年至1986年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他已发表了二百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评论文章等。
所以王蒙说：“‘双百方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了它，才有我的艺术生命，才有了我的艺术创造和探索。”
“在文艺批评上不要少见多怪”
文艺批评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王蒙认为，“百花齐放”必然会引起批评，文艺批评是最正常的事情。世界上任何的文学艺术家都没有不受批评的权利。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还是古代的。王蒙说：“我们现在研究巴尔扎克和曹雪芹的作品，不是也要指出他们作品中的糟粕吗？曹雪芹死了那么多年，连坟地都找不到了，但是也不能免于被批评。谁能免于批评呢？”
但是，王蒙指出，“中国曾有过很不正常的批评”。他说，比如1956年，他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1957年初引起了各式各样的批评。他开始还感到高兴，认为有批评才好。但是结果批评完之后，便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了党籍，小说也再不能发表了。
王蒙笑着说：“对于这样的批评，作家是不欢迎的。作家不欢迎行政制裁式的批评，除非作家犯了法。”
王认为，能够使中国的文艺批评正常化、健康化、民主化，是正确执行“双百”方针的一个标志。
当然，中国目前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王蒙说，由于长期的那种不正常的批评带来的恶果，一些作家、艺术家变得很娇气。哪个受到点批评简直就不得了了。王说，这也完全不必如此。
另外，国外的一些朋友也对中国的文艺批评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里一有点什么事就觉得大事不好，要出事了。
他举张贤亮为例，张由于在他的新近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第一次把性压抑描写出来而引起轰动。在他前不久访美期间，《北京日报》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对其作品进行批评，这篇文章也就只有五百字左右。但是一些外国通讯社、海外华侨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这篇文章。马上有人劝在美访问的张贤亮不要再回中国了，回中国后还会被送去劳改（张曾因错划为右派在中国西部宁夏劳改了近二十年）。
张贤亮当然拒绝了，他回到中国后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他不但没有被送去劳改，他的妻子正在广州的高级宾馆里等着他归来。当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宁夏银川市时，省里的文化厅长等领导在车站热情迎接了他。
王蒙认为，一些外国朋友有那种想法也是难免的。因为在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过由于文艺问题整人的时期。
所以，王蒙认真地说：“第一，我希望文艺批评本身要正常化。第二，我希望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对待批评的态度要正常化。第三，我希望我们的外国朋友和外国记者对中国文艺批评的报道也要正常化，不要少见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