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突破——记定州市综合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艰难的突破
——记定州市综合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杨振武　徐如俊
河北省定州市的综合体制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打破条块分割，放权于乡镇，这大胆的一步，冲破了多年旧框框的禁锢，使全市经济工作出现了活力。河北省委在文件中肯定了这条改革的路子，民政部的领导更称赞这是一步“好棋”。
（一）
定州市地处冀中平原，辖五区七镇，四十六个乡，九十三万人。这几年，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商品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84年，全市实现“人均增百元”，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如同运转着的机器很难发现内在的毛病一样，市委书记许云寿要不是花了两个月时间作调查，怎么也不敢相信，目前的管理体制上竟有如此多的弊端。
1985年初，赵村乡因为村办企业“白点”多，挨了市委的批评。许云寿找乡党委书记赵恩泉谈话，谁知，却引出了他的一肚子苦水：“都说乡镇是一级政府，其实既无人权又无财权，空架子一个。办个事，东求菩萨西拜佛，要多难有多难。”许云寿又找了几位乡干部聊，发现他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主要是，上边统得太死，下边办事太难。
然而，由于条块分割，上边一些主管部门往往又相互扯皮，体谅不到基层的难处。譬如村里办个企业，要由乡镇企业局申报，工商局发营业执照。可是，这两家为了争取手续管理费的收缴权，一直吵吵嚷嚷，争执不休。有时他们干脆把气往农民身上使，一个不报，一个不批，致使一百五十多个新办企业长期领不到营业执照。
还有，许多业务主管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基层伸着“腿”，光是各种各样的协助人员，就有近五百人。他们人在基层，工资奖金由上边发，有些人只是到时要个数字，别无他事，而乡、镇党委无权过问。
有权的不好好办事，没权的办不成事。弊端不除，经济难以腾飞。许云寿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下定了推行综合体制改革的决心。
（二）
常委扩大会上，许云寿提出了打破条块分割、为基层放权的改革设想：一，将市直各部门下伸到区、镇、乡单位的人、财、物权一律下放，改变这些单位的隶属关系；二，财政改统收统支为分级管理，市对区、镇、乡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
常委扩大会开了三天。开始争得面红耳赤，后来通过摆事实，论利弊，大家的意见趋向一致：“给乡镇放权势在必行！”
轮到科局长们讨论了，意见更激烈：
“他们块块，我们条条，井水不犯河水。给他们放权，让我们干啥？”
“上边有精神，我们部门不能放！”一位局长举着主管部门的一份简报说。
“如果市里这样定了，我执行。要我表态，不同意。”又一位局长讲。
市委领导明白，在这个时候，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许云寿简直象着了魔似的，吃不好，睡不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调查研究，做思想工作。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讨论酝酿，改革方案出台了。
（三）
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践，无论是放权的条条，还是扩权的块块，都有一个对改革的理解和适应的过程。
要把下伸在基层单位的“三权”下放，有的主管部门就赶紧把年富力强的干部往上抽，把年老体弱的干部往下放；有的索性当起“甩手掌柜”，“油瓶子倒了都不扶”。
刚刚开始的综合体制改革面临着考验。定州市委认真对待改革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研究新情况，加强宏观协调，引导各方正确处理掌权与放权的关系，对出台的改革方案及时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既有利于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又能保留条条管理中某些合理成分，逐步理顺条块关系。
（四）
走出一步天地宽。定州市实行综合体制改革半年多，已初见成效。
1985年并不风调雨顺，可年底算帐，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依然突破六亿元，比上年增长10％以上；人均收入四百七十七元，比上年增加七十多元；财政收入增长10.2％，特别是农村财政收入，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改革更带来显著的社会综合效益。“三权”的下放，使乡镇具备了一级政府应有的权责利，干部增强了“当家”的责任感。各乡镇都制订了适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了长远的目标和打算。以前因为落后净挨批评的赵村乡，一年就翻了身。去年乡机动财力达到三万元，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一百三十三元。
过去，乡镇干部“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如今改革“分家过”，财政成为最敏感的环节。去年各乡镇千方百计找门路，上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乡镇企业总收入比上年增长62.5％，税收增长19％。各级还建立严格的财经制度，把各部门的“小金库”纳入同级财政，同时，“一支笔”审批，开源节流，行政费用比上年下降25％。
市直各部门下放“三权”之后，不但为基层充实了有生力量，也使本身“消肿减肥”，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二十四个科室制订了综合改革的实施细则，并派出二百四十多人长年下基层指导业务工作。财政局根据乡镇财政人员业务生疏的情况，先后四次举办会计训练班。林业局组织林业技术人员下乡搞技术承包，使三万五千亩果园的产量提高了四分之一，帮助农民增收一百五十四万元。干部、群众说，如今“关系顺了，效率高了，事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