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是怎样出现的——记宋鸿钊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征服绒癌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奇迹是怎样出现的
——记宋鸿钊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征服绒癌的事迹
本报记者　缪宜琴
5月15日，我国妇产科专家宋鸿钊代表协和医院，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授予他们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八年前，也是宋鸿钊，代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全国科学大会授予的奖状。
他们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们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根治绒癌的重大医学科研成果，并作了大量的普及推广工作。已经有许多、而且还将有更多的妇女，因为他们的工作，战胜死亡，获得幸福。
面对名人的论断
绒癌是一种恶性妇科肿瘤，绝大多数继发于葡萄胎、流产和正常分娩以后。一旦发病，病情凶险，很快向全身转移，病人常常在半年内死亡。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把此病判定为“不治之症”。国外有位著名的病理学家甚至断言：“凡得绒癌没有能活的，凡是活下来的就不是绒癌。”
在这些论断面前，宋鸿钊也曾认为自己“爱莫能助”不敢尝试治疗。可是，病人来一个死一个，和他共事多年的一位妇产科大夫，也因此被夺去了生命。作为一个医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开始反问自己：你说你“爱莫能助”，你“爱”了“助”了吗？你尽到了一个人民医生的责任了吗？他再也坐不住了。那是1958年，他和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同事们，在我国杰出的医学科学家林巧稚教授探索的基础上，开始正式研究治疗绒癌。
他们试用一种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并按通常采用的小剂量、长疗程的办法下药，可一个疗程还没有结束，病人就死去了。显然，按照常规是征服不了绒癌的。他们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对病人尸体作了解剖，发现病人体内肿瘤细胞大片坏死，这说明所用药物对癌细胞确有杀伤作用。可是药物在临床上为什么看不到作用呢？他们进一步作了分析：这可能是由于绒癌病情发展快，而用药量小、间隔长，药物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的缘故。于是，他们逐步加大用药量，以争取药力作用快于病情的发展。果然，当药量增加了一倍，用药时间缩短到一半时，奇迹出现了：协和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名绒癌肺转移病人被治好出院了。
失败孕育了成功，成功的事物，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剂量加大了，疗效提高了，但药物的副作用也随之增大。一名病人因严重的毒性作用死了，另一名则危在旦夕。情况十分紧急，他们沉着应战，一面分析那位病人死亡的原因；一面全力抢救另一名垂危的病人。医生、护士守候在病人床边，整整九个日夜，病人转危为安了，肿瘤也奇迹般地消失了。通过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他们终于掌握了药物毒性作用发生、发展和消退的规律，找到了一些防治的办法。
他们总结了大剂量用药取得成功的经验，认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大剂量用药的方法，符合绒癌发病快、病情急的特点和病人年轻、原来身体健康、能耐受大剂量用药的特定条件。以后，在大剂量用药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几种比较有效的药物。治愈率由原来的10％左右，提高到60％左右。绒癌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
“绝症”不绝
消息不胫而走。一些在外地治疗无效，癌细胞已在全身广泛转移的晚期病人也被送到协和医院。好心的人劝宋鸿钊：“这种病到了晚期就是要死的，不要白费心思了。”宋鸿钊也想：这样的病人，不治而死，自己没有责任。治不好死了，就有一定的责任。他真想横下一条心：让家属带着病人回去。
他步履蹒跚，走进病房。病床上，年轻的病人昏迷不醒；床边，她的丈夫嘤嘤啜泣；两岁左右的孩子死劲地摇着病人：“妈妈抱抱，妈妈抱抱”；两鬓斑白的老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宋鸿钊的膝下：“宋大夫，救救她，救救她吧！”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宋鸿钊还能想什么呢？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可恶的晚期绒癌，把不幸带给了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在这样的病人面前，你还考虑个人得失，你不怕沾污了一个“人民医生”的光荣称号吗？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千斤。急忙俯身扶起老人：“您不要着急，我们尽量想办法。”
对绒癌晚期病人的研究治疗就这样开始了。大量观察和实验研究表明，过去治疗晚期绒癌效果所以不好，是由于癌细胞在病人全身广泛转移后，很多脏器受到癌细胞侵犯，单纯用一种药物，从一个途径治疗，因药物分布到各个脏器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最后受药或受药量不够的癌细胞就很难被杀灭。于是，他们开始采用多种药物，多种途径，在多个部位给药的办法。这样，每一个转移瘤都受到足够的药量，果然取得了成功。一些过去认为绝对无治愈希望的晚期病人，从死亡的边缘上被抢救了过来。一位癌细胞已转移到肺、脑、肝及双侧卵巢等八个脏器的病人也被治好出院，现在，在农村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从1958年到1982年（1982年以后的病人，因未满五年，故未计入），他们共治疗绒癌病人一千三百多例，治愈率由过去的10％左右，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其中近百名是癌细胞在全身广泛转移的晚期病人。治愈出院的病人百分之百存活五年以上，10％的病人超过二十年，经过反复探查都没有发现有复发或残余癌细胞迹象。绒癌这一被全世界妇女诅咒的“不治之症”，终于变成“可治之症”！
宋鸿钊等人为此而撰写的近五十篇关于绒癌研究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以资料确凿、论据可靠、有说服力，深得同行赞许。他们编著的三十多万字的《绒癌的诊断和治疗》专著，一版再版，1982年被全国出版者协会授予优秀科技作品奖。
宋鸿钊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说：“只有没有被认识、没有掌握其规律的疾病，没有绝对不能治的疾病。心怀病人，不断探索，总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其他肿瘤的研究，也是这样。”
医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
凡是绒癌病人，都先切除子宫，再用药物治疗，这是国内外医学的常规。可是，许多还没有孩子的青年妇女要求保留生育机能。宋鸿钊邀请专家们来讨论。有的说：“活下来已不容易了，要想让长过恶性肿瘤的子宫生孩子，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啊！”有的说：“保留下来的子宫能否受孕？会不会增加复发机会？如果不能受孕，却多了复发机会，岂不是得不偿失？”还有的说：“即便能够受孕，生下来的孩子也难免畸形。”从1943年就从事妇产科医疗工作的宋鸿钊，当然懂得这些“道理”。但有两件事情，使他难以忘怀：一位因绒癌切除子宫的年轻妇女，被丈夫赶出了家门，都快精神失常了，幸亏宋鸿钊等人多方开导，才另外组织了家庭；另一位妇女，也因切除子宫，不能生育，遭到丈夫的百般虐待，屡欲自杀。宋鸿钊想：这些妇女虽然获得了生命，却失去了幸福。作为一个医生，不单纯是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幸福。医学的常规固然要重视，但医学是为病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不是为常规而存在的。
一场新的攻坚战又开始了。他和同事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观察了部分病人保留下来的卵巢功能，发现用药时，卵巢停止排卵；停药后，即恢复排卵；继而又在一部分不需要保留子宫的病人中，先用药治疗，再切除子宫，发现子宫内的肿瘤消失了，子宫也都恢复正常。这说明保留子宫怀孕是有可能的。这样，他们对于坚决要求保留子宫的妇女，不切除子宫，在治好以后，多服几个疗程的药，并定期复查。又一个奇迹出现了：一位病人出院十一个月，生下了一个六斤半重的男孩；五年以后，又足月分娩一女孩。男孩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到目前为止，共有三百多名妇女保留了子宫，其中80％都生育了子女。所生子女身体状况及智力发育都正常，有十多个孩子年龄都已二十岁以上。有的进了大学，有的参了军，有的被选派出国学习。最近，对一百多名病人所生孩子进行了细胞染色体的检查，未发现在遗传学上有任何异常，说明这些孩子将来也不会比一般人容易发生肿瘤。同时，至今也未发现因保留子宫而绒癌复发的。这在恶性肿瘤的治疗史上，又增加了新的篇章。
普救众生　造福人类
绒癌可以根治了，可外地许多病人经长途颠簸，辗转来京，常常失去抢救良机。宋鸿钊和同事们考虑，应该让更多的医生掌握绒癌发生、发展和治疗的规律，才能挽救更多的病人。从1972年开始，他们在协和医院举办绒癌治疗培训班。每年二期，每期半年，到目前为止，先后举办了三十期，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三百多名医师。即使这样，远道来京求治的病人仍然很多。于是，宋鸿钊以花甲之年，从1978年开始，南下贵阳，北上吉林，先后去二十六个大、中城市举办治疗绒癌培训班。这种就地培训的办法，费用少，参加的人数多，除讲课外，还可利用课间诊视病人，为当地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深受欢迎。
通过大量的普及推广工作，目前，全国较大的医院已都能开展绒癌的诊断和治疗。据广州肿瘤医院、辽宁肿瘤医院、江西妇产保健医院等二十六个医院统计，共治疗三千六百多人，治愈率一般在60％左右，有的达到了80％。其中二百多名保留子宫的妇女生育了孩子。
宋鸿钊等人根治绒癌的消息传到海外，有人怀疑，有人信服，更多的人想交流交流。从1978年以来，宋鸿钊多次赴日本、美国、瑞士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交流经验或讲学。他还被美国癌症协会聘请为名誉会员。1982年他参加在肯尼亚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即绒癌）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两篇关于绒癌研究的论文报告，被美国《实验医学和生物学进展》杂志全文刊用。他们的理论探讨所得，能说明绒癌病变发展过程和反映预后的“绒癌临床分期”科研成果，在国际会议上获得了高度评价。1986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妇科肿瘤学术会议上，宋鸿钊做了题为《二十五年治疗绒癌的经验》的学术报告。报告以后，应邀参加会议的一位国际绒癌权威上台宣布：他原定要讲绒癌的化学治疗，现在不讲了，换个题目。会后，他对宋鸿钊说：“你们的方法比我们好，我还讲什么呢！”
现在，宋鸿钊虽已年逾古稀，却还在继续寻找更新、更好的绒癌治疗方法，同时他还准备运用治疗绒癌的经验，去研究解决其它妇科恶性肿瘤。（附图片）
宋鸿钊（左二）和他领导的绒癌研究小组的同志们。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