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的奉献最宝贵——记从事“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的英雄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默默的奉献最宝贵
——记从事“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的英雄们
本报记者　何黄彪
在绯红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光荣名册上，有一颗珍珠在闪耀。它，就是为我国军事医学作出重大贡献、荣获了特等奖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这一科研成果。
人们可知道，在这项有着几千名科技人员参加、经过近三十年劳动才取得的成果里，凝聚了创造者们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默默无闻的奉献！
一
那还是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央军委和上级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把一项艰巨的科研任务——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课题，下达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特种武器，就是指杀伤威力巨大、杀伤因素复杂的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而医学防护，就是研究这些武器造成杀伤的规律性，探索并提出一整套预防、诊断、急救和治疗防护的药物、措施和方案。
这时，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既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实验手段，更没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人才。
“我去，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去，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位又一位、一批又一批的专家、教授和多年在部队从事卫生工作的骨干，挺身而出，应声而来。他们中，有的毅然放弃了自己十分熟悉的专业，有的辞去了原来较高的职位，还有的刚从国外历尽艰险、辗转回国。
那不是头发花白的周廷冲、黄翠芬教授么？想当年，他们留学国外，有着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可是，殷殷赤子心，耿耿报国志，催促他们毅然放弃了这一切，并谢绝亲友的挽留，花掉了全部积蓄，买了秘密运客不需签证的船票，坐着货船，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飘泊了整整五十六天，回到祖国。为了参加这项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研究课题，他们改变了专业，也没有顾及由于课题保密，成果将不能公开、论文将不能发表、个人知名度将会大受影响。
就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快组成了，默默地开始了一场“三防”科研攻坚战。
当时，我们的部队在行军作战中遇到一些流行病，影响了战斗力。上级指示，要他们研制出一种特效避蚊药剂。面对着资料缺乏、设备不全的困难，昆虫专家柳支英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他原是浙江大学校长，又准备委任他为农学院院长，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职位，立即奔赴军事医学科学院。刚调来时，他身患肺结核，肺上还有空洞，领导上让他先休息治疗，可他却坚决谢绝，就在病床上接受了这个任务，带病领导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首先建立了全军第一个规范化的养蚊室，每周可培养出六七千只蚊子。接着，又经过一系列的刻苦攻关，终于研制出有国产药源的避蚊药剂。为了考察这种药物的实效，他把自己涂药的和不涂药的胳膊，轮流伸进蚊笼里让成群的蚊子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叮咬，直至取得满意的效果和数据为止。
在这个英雄的集体里，象这样的老科学家何止柳支英一人！他们始终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同自己的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有的数十年如一日，甘愿把全部心血奉献给军事医学。年已古稀的宋鸿锵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负责药物合成研究。他的眼睛本来就近视，长期紧张劳累的工作，视力日益下降，后来，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只剩下了零点一。医生曾多次要求他少看东西，保护仅有的一点视力。然而，他总是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照常把书本拿到离眼睛只有三四厘米的地方查阅文献资料，一直坚持和同志们一道工作。疲劳使他眼底出血，白天在屋子里行走都要摸索着迈步，同志们心疼地劝道：“宋教授，你眼睛弄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好好休息啊！”他说：“我虽然眼睛不能看，可还有耳朵、有嘴巴，可以听，可以说，可以和同志们研究问题，还能出出主意嘛！”就这样，他用那零点一的视力，坚持工作，领导合成和筛选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型药物。其中的新型神经毒抗毒药物，结构全新，其预防、治疗效果均优于国际上同类抗毒素。
二
默默地吃苦，默默地献身，已经成了这支科技队伍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每当一种新药研制成功，科技人员总是争先恐后地报名试服试用。这些试服试用虽然是在大量的动物实验基础上、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但是服用后免不了产生一些药物反应，带来一些症候和痛苦。我们的科技人员总是把向部队负责、向人民负责作为准则。他们心里明白，现在自己吃点苦，受点疼，就是为了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受苦、不受痛。二十多年来，他们先后有三千多人次参加过新药的试服试用。有一次，为确定一种新预防药的剂量，几十位同志参加试服。用药量由小到大，直到出现指标变化和毒副反应为止。服了药的同志，有的心跳加快，瞳孔散大；有的口干舌燥，周身不适；有的恶心呕吐，腹痛拉稀，最后才确定了安全可靠的用药剂量。在评价另一种急救针剂的疗效时，许多同志又争着参加试用。他们都知道，这种针剂如果用在中毒的人身上，能起到治疗作用，不会有大的反应，如果用到健康人的身上，就会引起较大的药物反应。但是，他们把“反应”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战士。这是何等宝贵的精神，又是多么无私的奉献！从事防化医学研究的同志如此，而从事防原子医学、防生物战医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又是怎样对待特种防护研究的呢？
1964年，在我国大西北的浩瀚沙漠上，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向天空腾起。为了反对核讹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就在爆炸前的头一天晚上，从事防原子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将几百只试验动物布放在适当的位置，直到凌晨才返回住地。爆炸后，他们立即穿戴好全身防护器材，第一批进入沾染区域，冒着险情记录数据，回收动物。有时动物被冲击波甩出几十米、几百米，他们来回奔波，一只不漏地寻找回来，顾不得考虑由于在沾染区停留时间过长，原子辐射可能超过允许的剂量而影响自己的身体。遇到工事塌方，把一些动物埋在土下，他们就从头天下午一直刨到次日凌晨，把动物全部收回。回收后，又是一场紧张的战斗。现场死亡的动物，要及时进行解剖；需要治疗的动物，要立即检查；核爆炸后的各种参数要即刻报告；落下灰的样品要连续测量。他们所接触的这些动物和落下灰，都有相当强的放射性的啊！有一次，搞病理解剖的同志参加回收动物回到住地，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但他们顾不上休息，一口气就解剖了二十多只大动物。天近黎明，吃点早饭，又开始了活杀解剖，直到当天深夜，一连在解剖台旁站了二十多个钟头。当时，一个同志脸色蜡黄，额头上滚出大颗大颗汗珠，眼看就要昏倒，同志们急忙扶住，要送他去医务室，而他摆手拒绝，只在长凳上休息片刻，又继续工作。这位同志三天三夜共睡了四个小时，硬是坚持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从1964年开始，他们先后有一千多人次，分别参加了十九次核试验。在那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睡的是帐篷、窝铺，喝的是咸中带苦的湖水，吃的是夹杂着沙粒的饭菜。冬天，他们睡在冷冰冰的帐篷里，有时狂风把帐篷掀倒，搭起再睡。夏天，他们全身穿着都是不透气的橡胶防护器材，在近摄氏四十度的高温沙漠里训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每次训练结束，都要从防护服中倒出一碗碗汗水。
在艰苦的条件下拚搏，不少同志的身体受到影响。进行药物研究的钟定枢教授，隔不了几年就有一次病痛。1960年，他左肾被部分切除，留下了肾盂积水的后遗症；1971年，因患胃粘膜脱垂，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1983年，因患前列腺肥大，又一次做了切除手术。他老伴也患有心脏病，身边又无人照顾。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每次手术后，稍事休息就上班。同志们苦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生病、手术确实痛苦，但是不搞科研更痛苦。”他忍着病魔的折磨，先后完成了十三个新抗放药的毒性实验，其中有两项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三
为了探索，他们付出了宝贵的年华；为了攀登，他们又失去多少天伦之乐！开辟药源、寻找新药的同志，常年离开妻儿，背着药包，在丛林深山、沟壑峭壁上跋涉，在荒原草地、江河湖滨奔波。他们冒严寒，迎酷暑，风餐露宿，先后采集了一万多种中草药。复杂繁重的筛选工作开始了，他们一种一种地挑，一样一样地选，不知经过多少个日夜，才从这一万多种中草药和几千种化学合成药物中，最后筛选出几种有效的新型药物。有一位老同志，自从来到这个学院，就开始流行病的调查。五十年代末，高高的兴安岭上，一次次淌下了他的汗水；六十年代初，逶迤起伏的海南岛上，又一回回印满了他的足迹；七十年代以来，他又转战在天山南北前后十八年，终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爱人深为感慨地对他说：“同志啊，象你这样热爱事业的人，当初就不应该结婚，也不应该成家。”可他笑笑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不过，能够为军事医学多作一点工作，也是你我最大的幸福。”他和同志们通过近三十年含辛茹苦的调查，终于编写出了包括台湾资料在内的三十一卷、五百多万字的《全国流行病学与医学动物》巨著，这不仅对判断一个地区是否受到生物武器攻击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平时传染病防治，提供了基础资料。
时间消逝，三十年过去了，在此之前，这些科技人员的感人事迹，从未见诸报端，他们的高大形象，也未上过屏幕，然而，他们所完成的一百二十四项研究成果，却为我军的战略防御提供了一整套高水平、有特色的防护技术、装备、措施和方案。他们创建的业绩，是他们真正的纪念碑、功劳簿，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