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后稷”——记农科城里的知识分子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当代“后稷”
——记农科城里的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　蒋涵箴
位于西安以西九十公里的杨陵是我国著名的农科城。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哗，没有高楼大厦，然而这里人才荟集，知识密集，新人辈出，成绩卓著。这块古老的土地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
杨陵，以埋葬隋朝杨坚、杨广两代皇帝而得名，实则早在“二杨”起陵之前，这里作为中华民族农业的发祥地，已名载史册。太史公司马迁曾考察过这里。《史记》记载，古代尧的农师后稷就生长在这里。后稷名弃，年幼时便有成人之志。他能根据土地的情况种庄稼。尧知道后，举他为农师，让他教老百姓种庄稼，结果天下得利。至今，在杨陵东北七公里处，还保存着教稼台，相传那就是后稷教老百姓种庄稼的地方。
如果说三千多年前杨陵镇只出了一个后稷，那么，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稷故乡“后稷”多。
1934年，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主持，在杨陵创办了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即今天的西北农业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又相继建立了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十一个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小小的杨陵镇不过几万人口，农业科研、教学人员却荟集了三千人，每年在校学习农业、林业的学生就有五千人。这八千人不就是当代的“后稷”吗！
八百里秦川素有麦仓之称，可是解放初小麦亩产一直徘徊在一百公斤左右。西北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家赵洪璋从四十年代起先后育成了许多种类的小麦良种，使关中灌区的小麦达到平均亩产二百五十公斤以上。赵教授广交农民朋友，他熟悉农民的生活，了解关中农民欢喜吃锅盔、蒸馍、细挂面，讲究面要有劲。从科学上讲，就是要求小麦出粉率高、含蛋白质多、营养丰富。赵教授总是把品质好作为选种的标准，每逢选育出一种新品种，他就擀成面条、蒸成馍，请乡亲们来尝尝这麦子口感如何。赵洪璋的名字多少年来一直被黄淮流域一带农民所熟悉，农民对他的尊敬赛过“土地爷”、“财神爷”。
秦川牛肉细嫩的品质、独特的风味，在北京高级宾馆举行的宴会上引起了外国朋友的极大兴趣。西北农业大学邱怀教授就是秦川牛的研究者。四十多年来，教授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默默无闻的老黄牛诱惑他一步步走向科学的殿堂。他爱牛、研究牛、学养牛。他从牛身上学到了牛的风格、牛的精神。几十年来，在大西北的沃土上，他象牛一样，为发展我国养牛事业勤奋地工作着。
为了完成《中国百科全书》农业卷·畜牧学科养牛的分支和《中国牛品种志》的编写任务，他跋山涉水，调查研究，足迹遍及祖国大部分地区。在岭南山区，在秦巴山区，交通不便，食宿艰苦，古稀之年的老教授每天要步行好几十里路。然而，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向他招手，使他兴奋，每当调查到一个牛的新品种，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前几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没几天，华南农业大学李永录教授来电，立即让他赴穗修改《养牛学》统编教材。他压住了悲伤，马上带病动身，直到任务完成，他才向自己的好友透露老伴不久前去世了。如今，这位全身挂满闪光勋章的“老牛”，仍在奋力续写牛的新篇章。“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杨陵知识分子的品格。
如果说赵洪璋、邱怀是杨陵在解放前培养的人才，那么在杨陵还有一大批建国以后培养的“后稷”。象中国千千万万个中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批同志在农业教学、科研上正起着承上启下作用，他们深知自己身负重任，正在争分夺秒地工作。
山东、河南、陕西一带盛产大红枣，可是每当收获季节遇上阴雨天，红枣大批腐烂。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女教师陈锦屏看到这一情况，心急如焚。从文革前她就开始捉摸烘干技术。文革中，她背着一岁的小女儿，带着奶瓶走遍了关中一带农村，推广烘干技术。她成了老乡们的亲人，到哪儿，哪儿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就帮她看孩子。她搞了十几年的推广工作，有人对她说，何苦呢，在家搞科研、写论文不是更能出成绩吗！陈锦屏认为只要让农民受益，自己作出一些牺牲算不了什么。1984年，她主持的《果品蔬菜人工干制技术》被列为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和陕西省的重点推广项目。近两年来，农村推广了她的这一技术，估计可使农民增加收入一千多万元。
饶梓云五十年代中期到西北农大上学，毕业后留在了杨陵，从事烤烟研究。二十多年来，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他使陕西省烤烟面积从二万亩发展到五十万亩，亩产从五十多公斤增加到一百五十多公斤，从1981年到1984年，就使陕西省财税增收五亿多元，烟农增收一亿多元。他的贡献可真不小。但是，秦川的蒸馍细面没有把他吃胖，渭北旱原的干风却把他的头发吹成灰白，曾是英俊壮实的江南水乡子弟，竟未老先衰了。他累出了肝病，一吃饭就想呕吐，仍舍不得丢下他的烤烟。他说：“我能活到六十岁就满足了，我要在我能干的时候办成几件事，一是写一本《旱原烤烟》的著作；一是为陕西发展一百万亩烤烟，就算是对得起陕西的父老兄弟姐妹了。”为改变西北地区的贫穷面貌而拚搏，这就是杨陵知识分子的精神。
杨陵的希望，杨陵的未来属于杨陵的青年学生。农业大学的学生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小后稷”，那绝不是十个、几十个，而是成百成千。
从去年开始，西北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为杨陵区农民创办了《农家信鸽》科普小报，在当地办起了农业实用函授技术学校。他们还承包了农户的果园治虫任务，使果园的虫果率大大下降。杨陵的农民常常说：“我们守着农科城真是有福！”园艺系八二级的八名同学组成了咨询服务小组，在《中国青年报》上登出文章，收到了全国各地农民的来信。这批穷学生省下伙食费买邮票，为农民解答问题，复了几百封信件。
兽医系学生冯延科为关中一农户治疗断了腿的小骡驹，往返数百里，这户农民拉着小冯的手，感动地说：“你救活了我家的命根子，让我咋谢你啊！”植保系学生蒋建科就是杨陵人，他爱杨陵，又为杨陵的贫穷落后而忐忑不安。他说：“我多么想长上一对翅膀，飞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去看那儿的农村是怎么富起来的。”他的假期、课余时间全部花在对周围农村的调查研究上了，入大学四年来，他写了几十篇论文，阐明了他对农村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设想。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受到陕西省有关领导的重视。去年春天，他发现杨陵地区山楂树出苗率低，赶紧向老师请教，连夜又写稿又刻蜡板，油印成宣传材料，第二天张贴在杨陵区。杨陵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大都是大西北的子弟，“让祖国大西北的经济早日起飞”，这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
建国三十多年来杨陵为我国培养了三万多名大学生，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农业方面的专家，有的担任了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
假如古代后稷能看到这些变化，也是“当惊世界殊！”
当年于右任先生在杨陵选址创办农业专科学校，因为此地“左右毗连隋、唐帝灵”、“创业君主之遗迹昭然可考，尤足激发青年崇高伟大之思想。”于右任先生有灵了解今天的杨陵，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