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葛洲坝的启示
本报记者　艾丰
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一项伟大工程兴建，人们为之惊讶、感奋，但对它真正意义的理解，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消化时间。
对于葛洲坝水利枢纽，人们所作的描绘、赞扬，已如“一江春水”，但关于它的议论，关于它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人们要说的话，恰正似“不尽长江”。
葛洲坝效益论
许多人都会记得1981年1月4日大江截流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工程几年来发挥的效益。以发电一项而论，电厂提供了这样的数字：1981年，一台机组，年发电二点二五亿度；1982年，四台机组，年发电三十二点七亿度；1983年，七台机组全部运行，年发电六十点八亿度；1984年，七十点八亿度；1985年，七十二点八亿度。
五年累计发电二百三十九亿多度，按每度电六分五标准价计算，累计产值达十五点五八亿元。
这些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访问了葛洲坝工程局副局长陈燕璈、总工程师岳荣寿、长办驻葛洲坝代表处副处长张盛京、电厂副总工程师侯广忠等科技、管理人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领会它们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层，工程实际运行的效益，大大超过了原设计的要求。二江电站年平均发电量原设计为五十五亿度，而七台机组全部投产之后，每年都有超过，最低超过10％，最高30％。
第二层，五年累计发电产值十五点五八亿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项工程投资的64％，只二江电站，近两年每年都可创造四点五至四点六亿元的产值。今后，随着大江电站各机组陆续投产，他们推算，到1989年，累计产值即可等于全部工程的投资。也就是说，全部工程完成了，全部投资（不包括利息）也收回了。
“如何看待水电工程的效益，葛洲坝给人以新的启示。”他们说。
第三层，葛洲坝揭示了以电养电，发展电力的宽阔途径。张盛京用粗线条勾勒了这样一个轮廓性的概念：完工后的葛洲坝，一年发电产值（十亿元）等于一个丹江口工程的总投资；也大体上接近于拟议中的三峡工程本身每年的投资量；如果决定兴建三峡工程并建成之后，它一年发电产值，又等于一个葛洲坝工程的总投资。这可谓小鸡喂大鸡，大鸡养小鸡，鸡栏兴旺。
第四层，电力是能源，它消耗的时候，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工农业产值。按一度电创造三元工业产值计算，葛洲坝的发电量已可创造工业产值七百一十八亿元，到1989年，累计可创造二千二百五十六亿元的工业产值！
“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钱正英部长这两句诗，在这里甚为流传。难怪一般人看来颇为枯燥的数字，这些同志说起来，有如咀嚼甘蔗，一节比一节香甜。
最后，他们提醒我不要忘记这样一层：葛洲坝工程原本是作为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修建的，现在单独运行，作用还受到很大制约。
“葛洲坝效益论”，如果仅限于上述五层，当然是不全面的。除发电外，其他方面的效益，未有涉及。对有的方面的效益，如对目前的航运效益，各方尚有不同的评价。不过，这五层分析，至少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不同的评价，也可以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　争　论　中　诞　生　的
外行的读者，在看报道葛洲坝的文字时，可能对“它是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一带而过，实际上，这正是理解葛洲坝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它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中国有条长江，长江有个三峡，三峡是个世界罕见的宝库。这已成妇孺皆知的常识。从本世纪初，人们就议论如何打开这个宝库。最早，孙中山先于1921年出版的《建国方略》中提到“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32年，我国电气工程师恽震、水力工程师曹瑞芝和水利工程师宗希尚提出了开发计划。1944年，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应邀来三峡考察，提出在宜昌附近的南津关建坝的方案。解放后，1954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促使中央下决心考虑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同志1956年写下的诗篇把这一愿望形象化：“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当时，请来了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论证建坝方案。
到这个时候，今日的葛洲坝工程还无人想过，无人提过。
1955年到1959年，在选择三峡大坝坝址问题上，发生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苏联专家倾向萨凡奇方案，认为他是世界著名工程师，否定他要有充分理由。南津关是三峡东端，此处建坝，可一举拦住三峡水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中国专家承认南津关位置优越，但经过勘测，发现这里地质条件不好，石灰岩地带，大量的溶洞，建库很难解决漏水问题。而上行四十公里的三斗坪一带，是花岗岩地基，更为理想。
但是，坚持南津关方案有三点很硬的理由：一、坝址上移，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等于白白丢掉了一个一二百万千瓦的电站。二、三斗坪建坝，坝址以下数十公里航道难以改善，将成为川江的盲肠。三、三峡电站担负调峰作用，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位日夜变化在十多米以上，更会影响航行。
于是，两种方案的优劣，长时难以定论。
这当然是一场对工程负责的学术争论。争论双方，互相碰撞，又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校正。就在这场争论中，一个新的设想提出来了：在葛洲坝建一个反调节水库，与三斗坪的三峡工程配套，既可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又可控制三峡电站造成的水位变化。
葛洲坝工程的方案，就这样诞生了。
要　善　于　总　结
原来设想，先修三峡，后建葛洲坝。但在“文革”特定条件下，葛洲坝工程于1970年12月，率先开工了。这就好象上演的剧本临时作了改动，没有准备好的配角被硬推到前台一样，其表演的难度，自然要大得多了。
仓促上马，勘测不充分，没有认真的设计，“左”的思想干扰了科学的声音，束缚人们的积极性，工程进行两年之后，不得不停工，重新设计。历史曲折造成的难度是巨大的。
以工程本身而论，当时葛洲坝面临的几个技术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有些专家认为，其中有的，甚至比未来的三峡工程还要复杂，难度还要大。
葛洲坝大坝要建在泥化夹层岩上。这种岩石就象夹着芝麻酱的千层饼，质地松软，层与层之间很易滑动。二千六百零六点五米长的大坝建在它的上面，能否承受得住？如果上游有了三峡工程，先为它拦住洪水，可能还好些。现在它要成为“万里长江第一坝”，会不会被力大万钧的洪水推移？
航道泥沙问题，也令人头痛。如果有了三峡水库，上游放下来的是清水，这个问题自然要简单多了。但现在它要面对挟带泥沙较多的天然河道。如果让河水在船闸上面减速，那泥沙就会沉降、淤积，堵塞航道；如果加快水流，冲走泥沙，那船只将很难航行，更难安全准确地驶入船闸。进退维谷。
其他如低水头电站的排沙问题、泄洪闸的消能防冲问题，难度也很大。令人担心的还有大江截流。第一次把长江拦腰捆住，这条巨龙会俯首听命吗？
今天，这些都已成了得到完满解决的“历史难题”了。若干项具有国内或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重大成果，在这个过程取得。国家金牌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为此颁发；1985年4月国家验收的鉴定书上写的是：“设计是合理的，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的要求，工程建设是成功的。”
记者在这里采访，感到还有许多鉴定书里没有写进去的成果。例如，在这样大型的综合工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多方面效益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不同学术意见的争论，如何正确地组织设计施工，采取怎样的决策和指挥体制和机构等等。这些“软成果”，也是一个宝库啊！这个宝库尚待打开。
周恩来总理当时在批准葛洲坝工程上马时，曾经指示，要把它当作未来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对拟议中的三峡工程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要求认真做好前期工作和经济技术论证。
那么，人们从这个先上场的“配角”那里要听的最主要的“台词”也许是：要充分肯定实战准备成功，更要深入总结实战准备的经验教训，大家动脑筋，“软硬兼顾”，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在这一点上，葛洲坝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