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重读《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
吴一士
回顾过去一些“左”的方针的提出，若从认识方面去找原因，总是源于主观性和片面性。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最好办法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多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都听，特别是要听反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到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1956年上半年，各地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中央及时发现，敲起了警钟。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撰写的。社论发表以后，各地着重纠正了“左”的冒进，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也在上半年，三十四个经济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问题。毛泽东同志集中了中央和各部门集体的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对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原则、比例关系、管理体制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下半年，围绕中央提出的探索新道路的题目，各个部门又都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些探索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八大”制定的方针、路线上。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日益被削弱以至于被破坏，“一言堂”盛行，听不得反对意见了。
讨论问题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听反对的意见。195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是为贯彻“八大”精神而写的。其中一些话，我们今天重温一下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重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讨论问题制定决议的过程中，常常不是有意识地组织、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不是有意识地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充分申述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常常是用领导者的意见去轻易否定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聪明的领导者，应该象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事实确是如此：对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论是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项工程，一定要允许讨论，让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展开争论，让正确的去说服错误的，让不全面的得到补充修正。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工作才能顺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带头恢复党内外的正常民主生活，这是形势越来越好的根本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现在是否上上下下都解决好了呢？恐怕还很难说。在当前各项改革工作中，大大小小的事，难免出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可是，由于提出了反对意见或者讲错了话（有时并非错话而只是不合时宜甚或误解），就受到指责乃至打击之事，也并未绝迹。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话不说更不写，仍旧成为一种处世哲学。所以，为了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即使是真正的错话、错误的观点，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保护。失败乃成功之母，错误为正确之伴。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