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从严”该休息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批判从严”该休息了
严秀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话本是1942年后两三年间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在当时针对某一特定事件说来，完全是对的。可是解放以后却把这两句话事事加以沿用，早已流弊百出。在缺乏法制的条件下，它就变成了一条最高的惩罚条例。所谓“批判从严”危害是极大的，而离开国法党纪的“处理从宽”多年来就是包庇一些坏人坏事、无法无天的刑事、经济犯罪的一个大避风港。我认为今后以不要再这么提为好。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的重要目的之一，或者说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揭发和总结1931—1934年间在党中央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路线错误。这个错误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损失100％，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左右。当时党内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明确认识“左”的危害，更不要说积极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了。当时的所谓批判从严，就是要指出这不但不是一条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它在好多主要的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并给全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个批判严不严呢？看来似乎很严。但它却是符合事实的，因而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人为的要去“从严”。至于“处理”呢，那时确是“从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而受到党纪的处分。这是因为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当时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同全党是一致的。
整风对新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当然是一场深刻的、正确的、伟大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获益极多，这是必须首先也是要永远加以肯定的。但就在那时，把“批判从严”这句话无限制地、并发挥到顶点而到处乱用时，科学性就被抹煞了，其流弊之大，已很惊人。例如，对抗日战争前后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来说，整风中的那个“思想反省”也就是“思想批判从严”，要想基本得到通过，真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不少人直到日本投降时也未通过，也就不了了之了。特别对“入党动机”一项，横竖都通不过，已经完全违心地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了，入党动机已无半点参加革命之意了，还是通不过。其实，那个时期入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我看90％以上的人都是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并决心为民族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双重理想经过了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之后，才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硬要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大都是怀着个人的不良动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实际上这种批判“从严”，竟变成了硬要人胡编一套，完全违心地自己大大侮辱自己一通了。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投机分子呢？！
解放后，我们继续坚持使用这两句话，使它们变成了在缺乏法制的条件下的一种任意性极大的惩罚原则。如果敢于正视现实的话，其实这几十年来坚持的所谓“批判从严”，就是提倡打棍子，戴帽子，专横武断，成了以后无限上纲的前奏。把学术上的争鸣上纲为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建议给农民留点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同志污蔑为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之类。其他对各行各业，各界各方，思想理论，学术文艺等等，也无不如此。因此，所谓思想上“批判从严”，解放后就更加失去它原来的意义，开始变成了政治上的“审判从严”。比较早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如此。
批评，任何时候都只能实事求是，掌握分寸，这是政治生活的准则。如果不断地、人为地、加温复加温地去提倡什么“从严”，那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公开提倡可以离开事实去毁谤人、诬蔑人以至于毁灭人。这里有一则笑话，“文革”破产后，上海有一个老党员，原则上已经准许他重新登记了，但是却对他坚持一条：必须仍然承认他六十年代初在厦门写的怀念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诗，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重新统治中华，不然就不准予登记。事情就怪到这么个地步：允许一个老党员保留党籍，交换条件是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个日日夜夜盼望台湾当局重新打回大陆、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凶恶敌人！所谓“批判从严”，究竟荒唐到了何等程度，由此可以略窥一二了。
我认为，今后任何批评都只能提倡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分寸。至于所谓“批判从严”，那是应该作为政治上“左倾”的、反科学的、从根本上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东西收进历史博物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