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记军队离休干部左安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记军队离休干部左安
新华社记者　林宁
六十五岁的左安，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在劫难中度过：十八年冤狱，然后是八年劳动改造。无情的岁月，在他消瘦的脸庞留下深深的皱纹，但他依然风情如火，矢志不渝。1984年初，他应聘在华南师范大学义务教授日语。两年多来，他殚精竭虑为四化建设培育人才。他的高风亮节，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左安，1938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日本侵略军的大炮，摧毁了他“科技救国”的幻想。血气方刚的左安发誓要为国雪耻。他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抗日组织。1941年，他返回战火中的家园，投身革命。此后，他多次打入敌军内部，为我军筹集枪枝弹药和搜集军事情报。解放后，他任中南军区司令部谍报科副科长。
1955年，突然祸从天降，说他是“潜伏的日本特务”，被无辜囚禁十年之久。刑满后恰逢“十年内乱”，又被扣上“国民党战犯”等帽子，判刑八年，随后跟着是八年管制劳动。
磨难没有摧毁左安的意志，七步长、五步宽的小小牢房，成了他的书房。他以惊人的毅力，通读了《资本论》、《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他还自学了英语、德语，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历史书籍。
寒冬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安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然而，他失去的毕竟太多了。他出狱时，双亲因他长期被剥夺了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早已去世，妻子也已含冤九泉。面对坎坷的人生，已是花甲之年的左安，对党没有任何怨言。
1982年，六十一岁的左安回到部队，按副师职待遇离职休养。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世事维艰，从此，你就别理事了，忙忙子女调动，添置些家当，与家人享享天伦之乐吧。然而，左安却不满足于在家养养花草，逗逗孙子。他还要施展鲲鹏之志，完成未竟的事业。
一天，几位朋友来家叙谈。谈到华南师范大学为适应开放建设的需要，新设日语专业，急需日语教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夜晚，左安竟失眠了。他想，我现在离休了，不能在第一线为党工作，就当把人梯，为培养四化人才，奉献余力吧。1984年初，华南师大正式聘请左安任日语教师，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施展抱负的天地。
左安担任两个班共四十五个学生的阅读课教学，每周八课时，比大学一般教员的任课时数还多。他从早忙到晚，不是向系里的老教授、日本专家学习授课经验，就是伏案备课、批改作业。去年，日本国际基金交流会赞助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大四所院校的日语专业生，在广州进行日语讲座比赛，华南师大八名学生参加有三人获奖。其中二人来自左安任教的班级，一人获一等奖，一人获三等奖。
左安在广州孤孑一人。在北京工作的子女和续娶的老伴来穗探亲，见他没白没黑地忙于教学，都心疼地劝他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小孙子也缠着爷爷，要爷爷跟他们一起回去。可左安却一心想到他的事业。他说：“我不能离开党交给我的岗位。”
岁月熬人，也磨练人的意志。左安重新迈入生活的大门后，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端正党风不能光说不做，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行动，在群众中树起党员的形象。”几年来，他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个人的要求。他刚任教不久，华南师大曾根据教育部聘请兼职教师的规定，按课时付给他报酬，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是为钱才来任教的。领导的心意我领了，钱一分也不收！几年来，学校共付给左安的七百余元报酬，至今还锁在系里的保险柜中。去年，左安带领学生到中山市实习。学校考虑他年纪大，想用小车送他去，左安坚持要和学生们一起坐大客车。实习一个多月中，左安本来可以住宾馆，可他一直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从干休所到华南师大近二十里路，每次授课，从来没要过学校接送。他业务能力强，精通日语，又懂英语、德语，近一两年来，不少自学者上门向左安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耐心辅导。广州军区总医院理疗科副主任金完成翻译了不少国外医学资料，找不到人校对，左安愉快地承担了这一工作，帮他校对了五篇译文。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广东外国教育研究所翻译了三十万字的《国际比较教育总览》，部分译文已在《世界教育文摘》上发表。他的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学生们和同事们的敬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