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著名法学家陶希晋谈《民法通则》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法制园地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
——著名法学家陶希晋谈《民法通则》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是一部关系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基本法，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学习《民法通则》，这一期《法制园地》刊登了著名法学家陶希晋谈《民法通则》的文章，以后还准备继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编者
最近，记者走访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同志，请他谈谈《民法通则》的特点。陶老精神矍烁，思路敏捷。当他听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后，胸有成竹，侃侃而谈。
简易的原则
陶老首先指出，有人曾说《通则》太简单，不具体。我认为简易正是《民法通则》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我们积三十多年立法工作之经验，其中一条就是立法以简易为贵。古人说：“法简，则易知；法繁，则难省。”不少外国民法在一千条以上，也是挂一漏万，不断补充。目前，我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律知识的水平也比较低。《民法通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只有简易，才能使人易学、易懂，也易行，成为广大公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民法通则》虽然简易，但对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已经作了明确规定，这样我们就不难制定实施细则和若干必要的单行法规，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民法体系。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谈到《民法通则》的第二个特点，陶老说，贯彻宪法精神，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和任务，也是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任务。目前，我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不能不采取在国家计划的统一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等个体经济。这些个体经济依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因此，《民法通则》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规定要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又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内容。我们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总结了近几年来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对凡是已经成熟、需要以法律形式稳定起来的，就写进《通则》，以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目前尚未成熟的东西，则暂不写进去。当然，主要的东西都已经写进去了。例如，法人制度、合同制度、联营、代理、时效、所有权、债权以及企业的经营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上述这些规定还只能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需要留有余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避免作过细的、死板的、硬性的规定。总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法的又一重要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立法符合实际，真正体现改革需要法律，法律促进改革的基本精神。
平等的原则
《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陶老对记者说，“地位平等”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极为重要，是《民法通则》的主要特点。它与《通则》中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的规定，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任何特权，应该一律遵循平等原则。谁都不能强迫别人与自己签订合同或者任意撕毁合同，谁都不能滥用行政手段占用下级组织的产品，谁也不能任意搞什么摊派。
谈到这里，陶老举例说，过去有的部门在货运上或征购粮食等类物资上，名义上签订合同，实际上并不遵循公平、合理、自愿的原则，只要求别人遵守合同，而他们却可以不履行合同的规定，人们称之为“霸王合同”。这些都是同民法中的平等原则相悖的。现在我们有了《民法通则》，以后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同时也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同这些现象作斗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道德与法律相结合
当陶老谈到道德与法律相结合是《民法通则》的又一特点时，记者问道：很多人认为道德与法律完全是两回事，应该如何解释呢？陶老回答说，道德的确与有强制性的法律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又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社会的产物；都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关系非常密切。
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增强；同样，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也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提高。凡是犯罪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有些极不道德的恶劣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因此，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法律与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很必要的，也是我国立法一向重视的一个原则。在外国的民法中，很少有把道德规范明确地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
《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一规定要求我们的一切民事活动，都要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这一精神体现在《通则》的许多条文中，例如第五十八条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条款中，就有这样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因为这些行为，既违背了法律，又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
类似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例如拾金不昧、建立良好的乡邻关系等中国人优良的民族风尚在《通则》中也有所体现，另外，《通则》对“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保护性规定，也都体现了建设精神文明的精神。
公法原则
陶老最后指出，我们的《民法通则》是公法，而不是象有的人说的，是只能调整公民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私法。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把民法看作私法，而列宁在1922年就提出：我们苏维埃民法是公法，不是私法。《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就明确了我国民法的公法性质。它既保护个人利益，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切经济活动不能“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所以不能把我国的民法看成资产阶级的“任意法”。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民法必须坚持公法原则，那种认为民法只能管老百姓的事情的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
记者请陶老谈的时间够长的了，但陶老谈锋甚健，毫无倦意。他最后说，《民法通则》的制定，补上了我国法律体系中民事基本法的空白，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今后我们要抓紧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使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备起来。
《民法通则》明年1月1日就要施行了，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认真学习，掌握它的精神，遵守它的规定。我相信，《民法通则》的施行，必将极大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