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的兴废与历史学的荣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双百方针的兴废与历史学的荣枯
李侃
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文化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和喜悦，欢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宣布，普遍感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满信心的表现，它将预示着科学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到来。回顾历史春秋战国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哪一个王朝、哪一个政府敢于实行这个方针。中国共产党把双百方针作为重要的文化决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极大地调动和鼓舞了文化学术界广大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论是在理论战线和文坛史林，不论是在校园课堂和舞台银幕，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门类的历史学，也同样在这个方针的鼓舞下，对许多史学理论问题和历史事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至今翻开当时的有关报刊杂志，还会回味起当年史学界出现的一派生机。
历史从来不是笔直地前进的。由于种种原因，正确的方针也往往会得不到正确的贯彻执行，甚至会受到扭曲和破坏。双百方针提出还不到一年，到了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政治风云突变。一场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把文化学术的双百方针顿时改变了。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把一些在学术理论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用“香花”和“毒草”这两个比喻性的语词，作为区分政治上的革命和反动的概念。所谓“香花”和“毒草”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涵义就很不容易捉摸，界限很不容易划清。而怎样去识别、判断“香花”和“毒草”，又不是凭社会实践去检验，不是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分析，而是决定于某些或某个政治上的权威人物的“表态”。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强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理论的提出，“百家”变成了“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继而又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及至“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动乱时期，又发展升级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双百方针也就破坏无遗，完全废弃了。
按照通常的道理和人们通常的想法，历史和现实虽然也有发展过程上的联系，但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所要探讨的问题，毕竟是属于过去的事情，有很多还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它不但不干预现实政治，甚至与现实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通过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多方面深入地研究，得出比较正确和科学的认识，对于人们认识现状、了解国情、预见未来，固然会有所启示，有所借鉴，但一般而论，它的功能，并不直接影响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然而事情又往往有出于常理之外者，在双百方针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历史学也同样陷于困境。阻碍、干扰和破坏在历史学领域实行双百方针的，除了许多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表现。
第一，用所谓“借古讽今”和“以古喻今”的罪名，硬把某些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把本来与现实政治并无关联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评论，牵强附会、周纳引伸为对现实政治“别有用心”的攻击。最典型的悲剧性事例，就是轰动一时的对吴晗《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所谓批判。对“古为今用”，如果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科学的运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口号。但是如果对它作随意性的解释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乃至作为整人的手段，它就会造成政治上的错案和冤狱。有些怀着善良的愿望，出于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关心，诚心诚意地想要以历史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学家，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免不得要对某些古人古事的是非得失、正邪功罪加以评论。史学界曾经讨论过的“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对古代道德的继承问题等等，都含有这个用意。而吴晗在这方面又表现得十分热心和真诚。十年内乱，就从吴晗和《海瑞罢官》开刀。以“以古讽今”置吴晗于死地的“四人帮”，又真的把“借古讽今”恶性发展为“影射史学”，这就是令人齿冷的所谓“评法批儒”政治闹剧的拙劣演出。
“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屡兴“文字狱”的手法之一。它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份黑暗的可悲的遗产，我们本应该摒弃它，埋葬它。可惜，中国封建的传统实在太长，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思想影响不容易一下子消除，而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又往往和古代有其相似甚至相通之处，容易使人做古今联想和类比，如果再从同现实政治的联系上加以臆测、武断，就往往会以“借古讽今”论罪。结果是一些历史学家遭殃，历史科学枯萎。
历史作为科学，用“借古讽今”和历史类比的方法去对待历史和古今关系，本来是不可取的，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无助于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既然要实行双百方针，对这样的文字也勿须禁止，即或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借用古人古事“讽”了一下，也不必大惊小怪。讽刺阴暗面，鞭挞坏人坏事，是一种有益的批评。应该坚信，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正派的历史学工作者，是不会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事业以“以古讽今”的办法去恶意中伤的。
第二，把复杂多样的历史简单化，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绝对化。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实践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多因素的综合。但是不管历史现象怎样复杂多样，它仍然是有客观规律可循，有发展趋势可见的。在研究和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和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问题上，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片面化，甚至把它当作僵化的公式和死板的教条，正确也会转化为谬误。历史科学也同任何学科一样，需要研究者们付出大量的艰辛的劳动，求实求真。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和运用。在“语录”万能的年代，经常援引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固然不失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简要概括，但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仅仅是这样不足一百字就可以说完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反复学习、理解领会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么，所有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讨论，就都变成多余的了，因为不论对怎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只要用这些“语录”一套，就“迎刃而解”了。在基本上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文化学术，对待知识分子，结果就是双百方针的取消，文化学术界沉寂无声，历史学的绿洲变成沙漠。
简单化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狭窄和研究课题的单调。谈古论今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势必使阶级斗争成为可以概括一切的万能学科。不论在高等院校历史课程的设置上，在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安排上，长期以来就是那样几门人所共知的课目和课题，重复那样几条多年一贯的内容。还有人主张，讲古代史只要讲农民战争史，讲近代史只要讲反帝斗争史就够了。而许多应该讲授、应该研究的学科和课题，诸如社会史、文化史、伦理史、宗教史、城市史、交通史、教育史、军事史、法制史、婚姻史等等，不是十分薄弱，就是付诸阙如。
简单化的另一个结果，必然是学术上的自我封闭。既然认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无非就是好人和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至于国外的什么史学流派、史学理论或史学著作，无非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不屑一顾，或者只要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一打就可以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世界上哪里有那么简单的历史和那么简单的学问呢？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把本来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封闭化，不仅造成了历史学的萧条贫困，也耽误了一代史学家的培养和成长。这个沉重的不良后果，至今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障碍着历史学前进的步伐。
第三，禁忌多端，“禁区”难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大胆探索。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什么禁忌和“禁区”。虽然从来也没有人说过哪些历史课题不许研究，更没有明令禁止。然而，在屡兴批判运动，盛行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政治氛围中，讲讲武训，讲讲《清宫秘史》，讲讲李秀成，讲讲海瑞，都要犯忌而遭到笔诛口伐，有谁还敢去碰那些“烫手”的课题呢？就在连谈古也往往犯忌的时候，1958年又突然号召学术研究要“厚今薄古”。且不说这个口号对于研究历史很不确切，也很难实行，就是对于“今”又怎么“厚”得起来呢？按理说对于涉及到现实政治和政策，或距现实时间较近的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妨碍、不违反现行的内外政策，就应该允许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但为提高历史学的研究水平、增强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所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史学工作者扩大视野，了解国情。然而实际上对许多有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课题，却形成一种无形的“禁区”。举例而言，连抗日战争、土地改革、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抗美援朝这样一些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一些小册子和宣传性的文字而外，直到最近还很少或没有专门著作出版。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国共斗争与合作的历史，某些政治上比较复杂而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历史，就更无人问津了。
以上所举这些很不正常、也很令人痛心的现象，可以说无一不是“左”的流毒和双百方针遭到破坏的结果。双百方针三十年的曲折遭遇，历史学三十年的兴衰荣枯，为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经验教训：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学术的发展繁荣，为了培养造就出类拔萃的科学文化人才，必须坚持执行双百方针，而决不能改变、更不能取消这个方针。事关国运民命，治乱盛衰，殷鉴不远，记忆犹新。
十分令人欣喜振奋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国家开始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学术事业开始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在回顾双百方针三十年的时候，完全可以预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将不断发展繁荣。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开辟未来。人们多么向往我们祖国出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盛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