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好势头——读《唐山大地震》等三篇新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报告文学的好势头
——读《唐山大地震》等三篇新作
贺兴安
报告文学创作在沉寂了一个时期以后，最近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一批作家敏锐地捕捉重大题材，多视角地考察社会生活，大胆地反映现实，写出了宏篇巨制式的作品，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
“7.28”劫难十周年祭》（《解放军文艺》第三期）、张嵩山的《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解放军文艺》第一期，以下简称《傻子瓜子》）、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洪汝河两岸访灾纪实》（《中国作家》第二期）等。这些作品气势磅礴、丰厚真切，读之如感受江河在大地上沉稳地运行，如感受生活肌体的脉搏的真切跳动。
纪实文学的品类繁多、兴旺发达，它比起虚构文学，有时显出某种迅速争取读者的优越性。重大的社会题材，人所共知的真人真事，日出日没发生的新人新事，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使他们相对摆脱某种超然的观赏心理。人们在寻思，这些真实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该怎么办？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除了传统的占优势的人物特写之外，又分支出了一种宏观性、全景性的种类。前一种形式颇近小说，描写细腻，写一人一事，或名人轶事，或凡人奇事。但是，现代生活繁复多变，当作家需要对它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时，后一种形式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从刘宾雁的刨开表土、理出根须的《人妖之间》开始，这种形式不断有人实践。举其大端，有陈祖芬的写经济改革的系列作品，也有李延国的浩歌长啸式的写引滦入津、写胶东农村改革的全景式作品。这些堪称宏构之作，的确把报告文学的辐射面和容纳量大大扩充了。
《唐山大地震》等几篇作品，就选择了这种形式。要对生活作出全面的、深入的认识，要对人的命运和社会问题作出综合系统的研究，显然，人物特写的形式不够用了。作者发掘和利用了报告文学的潜能：坚持文学性，又加强报告性，加强社会调查性，加大信息量。他们以人的命运为中心，勾画出一种全方位、多维化的一览图。在信息需求量增大的现代社会，在人们要求独立地思考和把握社会生活的当今时代，在提倡文学反映经济改革、发挥认识现实的功能方面，事实证明，这种报告文学形式具有一定的优势。
如果说《傻子瓜子》以横向综览取胜，《洪荒启示录》则以纵向的今昔参照发人深省。张嵩山围绕“傻子”年广九的命运，写了芜湖整个瓜子市场，包括个体户的兴衰以及国营的“迎春瓜子”的急起直追，并且放射到因竞争而引起的出人才、促技术、促优质价廉、争夺全国瓜子市场以及觊觎国际市场的空前盛况。里面有上至中央下至芜湖市各层次人物的活动，又有全市个体经济周详的调查和统计数字。苏晓康写河南洪汝河两岸灾情，从头至尾注意采用复调手法，给今天熟悉农村大好形势的读者提供历史与现实两个参照物。写城郊“逐客”，写诬民“刁顽”，作者拿史料和现实对比，让我们看到那里深厚的封建意识积淀。作品一开始介绍八十年代的洪汝河两岸出现成千上万的人“逃荒要饭”这样一幅十分刺目的画面，就追溯到相似的历史现象。人们不禁发问：悠悠千载，此种饥馑冻馁之状要持续到何时？抑或，这仅仅是天灾么？
这种宏观、综合的写法，它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也是综合性的，是“超文学”的。《唐山大地震》写了一个城市的毁灭和拯救，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从政治家、科学家到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傻子瓜子》除了年广九这个形象的文学价值，还让我们对个体经济、商品经济有个全貌性的认识。作品正面介绍了年广九雇工二百，年利一二十万元，同时也指出他一年交税一二十万元，工人工资普遍提高，瓜子成为市场畅销的拳头产品，搞活了一个地区的经济。作者把这一切留给经济学家和读者来思考。
掩卷之时，我又默想，在一些类似的报告文学之中，这几篇又给人以丰厚真切之感。我最初把它归因为作者的胆量与见识，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揭露问题。不，不单是这样。最根本的还是作者们投身生活的深度。一般说来，写出有份量的报告文学，要经历两个层面：采访层面，实践层面。当然，采访也是实践的一种。但是，后者要求作者沉到生活的深层中去，从体察、真知、动情，到命笔，包括到描写的那个天地里去厮混、摸爬滚打。如果只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参加会议，个别访问，虽也能描绘、引证、联想、发挥，有时也能生发出某些幽默、抒情和哲理，但总给人以轻飘之感。这种作品，虽有冲浪者的敏捷，总缺乏潜水者的深沉。这三位作者不然，他们确实是下了功夫。有的是长达一年的采写结晶，有的是家乡父老痛苦生活长期拍击心扉、郁结心头的产物，有的是作者积存数年乃至十年的泪水提制而成。
生活的感召，不仅开阔了作家的思想和眼界，而且给作家以勇气，使作品获得底气。苏晓康扎到洪汝河两岸采访，发现在那里少数干部把经济改革加以改头换面，为我所用，以谋私利。他不避“只看支流”之嫌，下决心“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作品的出现，就标明作家敢讲真话，开始获得创作自由的良好环境。
沉入生活，还能获得最佳观察视角。张嵩山采写年广九，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做到了亲切感与距离感。这恰恰是报告文学写人物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作者有时候倾注赞赏之情，写他精明、吃苦、有胆识、富于冒险。同时，作者又高视角俯瞰他，写他滑头、迷信、游民习气、甚至动手打工人。如今，读者饱有经验，对那种写改革的轻飘飘的颂歌，对那种一好全好、一坏皆坏、一经变革便物换星移式的描绘，常常有一种谨慎的保留。艺术法则是一视同仁的，功夫不到，难免浮泛，虽大手笔也难以豁免。
《唐山大地震》还提出了一个较新的课题：为人类写作。大震十年了，作者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再一次回视了十年动乱末期发生的那次大灾。死亡二十四万多，重伤十六万多。对这场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给人类带来的最惨重的灾害，作者近乎要发出地问、天问式的呼喊。作者当初亲临救灾，十年萦系于心，寒署采访，缀成近十五万字。作者说：“唐山无疑已属于人类。”“我要给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一部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
优秀之作都是属于人类的。但是，自觉地、明确地意识到为人类写作，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里解放思想、视野宏阔的一个表现。这篇作品流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涉及白种人和黄种人，异国朋友也投身救护，以同样精神回报。作者不带成见，注视现实，如看守所囚犯的勇敢行为，精神病患者的顿时规矩，盲人参加宣传鼓动，个别身智健全的人反而掀起抢劫风潮，都可列为心理学饶有兴趣的材料。此外，十万解放军挺进唐山，军民抗震救灾的英雄壮举，援救的各项措施和翔实数字，孤儿不孤、震后免疫的动人业绩，让读者看到了人类抗震史上的光辉篇章。
文学的思考在根本上说就是对人的思考。人的自身发展和解放，是这三位作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作者们的艺术激情，也是深深寄寓于这个问题的感受与思索的。钱钢布局在地震背景上的各种人物，粗笔勾勒，即催人欲泪。张嵩山洞晓了年广九这个人物的优势与局限，他不过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旧交接点上的一个人物。苏晓康涉笔人的命运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公社书记韩某死了一条狗，普通农民孙金龙吃了狗肉，结果遭致游乡示众，这是封建性的对人的践踏和虐杀。
钱钢在作品里作过这样的介绍：人类今天“生存、繁衍的七大洲，是二百多万年前一个‘联合古陆’漂移或断裂而成，那么，就可以说，七大洲是在一系列强烈地震中诞生的”。如果说，我们的远祖在地动山摇中降世并创建了初级文明，我们也是朝着认识主体和客体、求得人自身的不断解放与发展（包括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自我否定、向前跃进）中。抖掉身上的尘埃，从废土中站立，经死伤后再造。我们的作家日益意识到这一历史潮流，自觉地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承担起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