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启，你放心地走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党的生活

元启，你放心地走吧！
江汉石油管理局仪表厂工人 成己珍
元启离开我们半年多了。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元启却走得太早了！
我知道，他舍不得走呀！在医院，他给我讲过，全厂青年工人全部脱产培训一遍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同工会、团委一起办的“三美”舞会等活动还要继续搞下去……。他说，等病情好转以后，要把这些事情一一办妥。如今，桩桩心事还没有了却，他怎么舍得走呢？！
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来去匆匆，从没有悠闲、清静过。
1967年冬的一天上午，我下班时，发现与我们石首县绣林棉织厂一街之隔的熊家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我凑过去一瞧，原来是镇上在给服役的“五好”战士熊元启家送喜报呢。我心里想，这小伙子一定是好样的。巧得很，没多久有人给我提亲，对方就是熊元启。对元启的情况，我略知一二。可是，我这个普通女工与他相配吗？我犹豫着，倒是母亲一眼相中了。
人们常说：初恋是甜蜜的，可我的初恋却是在惦念和焦虑中度过的。元启复员回家时，正赶上江汉油田轰轰烈烈的勘探大会战，他二话没说，扛起行装就走了。后来，他又被调到驻汉办事处担任生活管理员。临走，他给我留下一句话：元旦回家结婚。
结婚，意味着组成一个小家庭，开始新的生活。房屋的粉刷装饰、用品的购置挑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人去办理！可是，他一去就是四个月，杳无音信。我焦虑、气愤，暗暗发誓：不结婚啦。
离结婚期还有四天，他回来了。在厂里找到我，他第一句话就是：“己珍，我回来了”。一看见他，我气不打一处来：“你回来干什么？”“回来结婚呀！”“一去四个月，连信也不写一封，还谈什么结婚。我是只猫子狗子，你想牵就牵呵！”一气之下，我下了逐客令。
“己珍，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一向不善言谈的他，这回滔滔不绝地解释开了。看着他那消瘦的面孔，我沉默了。
确实，他太忙了。十万石油工人会战，后勤一摊子事全靠办事处筹备；来往司机、采购人员、会战人员近两百人的吃饭住宿担子，全压在他的肩上。刚组建的新食堂需要粉刷修饰，食堂制度要着手建立，食堂账目要日清月结；炊事员之间的矛盾需要调解；刚成立的驻汉办事处粮油、蔬菜供应渠道需要打通……。听罢这番解释，我第一次感到了工作在他心中的份量。
1970年元旦，我们结婚了，全部家当就是一口旧帆布箱子和两床被子。我到武汉后，元启只在单人床上加了一块铺板，又匆匆上班去了。
第二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不料，孩子出生十一天后，得了肺炎，医生要求马上住院。他请了半天假，把我和女儿送到武汉儿童医院，办好手续就走了。
孩子小，挂吊针必须要人抱着。看着邻床的几对年轻夫妇整天为自己的孩子忙这忙那，我忍不住对他说：“元启呵，你还是请几天假吧，这样我也有个替手呀！”他却对我说：“己珍，如果请假，又得要别人顶替我的工作，人手实在顾不过来。咱们还是克服克服，等芳芳出院后就会好的。”我没能说服他，倒被他说服了。
年复一年，元启工作一变再变，可他为党工作的劲头没变。除了正常上班以外，加班加点写材料是他的家常便饭。晚上，他怕孩子们吵他，就在办公室写，估计孩子们已经睡着了，他才把他的“办公室”移到家里。我常和他开玩笑：“我们这个家呀，就是你的餐馆加旅店。”他总是抱歉地笑笑：“这个家多亏你撑着！”他的话是那么少，可每句都是那么实在，那么贴心，我能再说什么呢？
当然，说还是说过，那是因为他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有几次，我凌晨一觉醒来，发现他还趴在桌上写东西，望着他清瘦的身影，我又抱怨，又心疼：“你总这么没日没夜地干，身体会垮的。”我知道，我的劝说是徒劳的，只得冲好奶粉、打上鸡蛋……。然而，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84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从班上回家取东西，打开门，见元启正慌乱地在水池旁洗着什么，我心里一阵纳闷：他可从来没提前下过班呀！我到水池边一看，池子里还有没有来得及冲净的血。我忙问是怎么回事，他说：“鼻子出了点血”。我怀疑地看了看他，说：“到医务室弄点药吧。”他例行公事地点了点头。
中午，我到凉台上晒东西，发现每个花盆里都有大片大片殷红的血块。“不对，这绝不是鼻血！”在我再三盘问下，他才道出真情：是吐的。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钢笔和稿纸，二话没说，就把他拽到医务室。医生看他那蜡黄的脸色和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敢贸然用药，立即转沙洋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气管扩张，全休三天。可是，当天晚上他又拿起了他的笔，他要备课，明天还要去讲课。
真不可想象，他那瘦弱的身体里，竟蕴藏着那么神奇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他曾说过：政工干部的岗位，是一个塑造别人又塑造自己的岗位。现在我才真正懂得：心中装着事业和理想的人，决不会向困难屈服。
打那次出血以后，老熊的身体日趋消瘦。1985年6月，他的病已经进入了恶性发展期。到武汉确诊回来，他主动向我说明病情：“肝上有点毛病，没关系，武汉有个医生专治这种病，过一段时间，我们去武汉看看就行了。”望着他迟缓的行动和回避我的眼光，我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可我又多么希望他说的全是真话啊！
从武汉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又扑在桌上誊写没有写完的稿子，由于到家看望他的同志不断劝说，他才没有象平常那样硬撑着写完。第二天，他早早起床，把那份没写完的稿子写完了；召集科里同志开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科务会，给同志们交待了工作，安排了任务；破例为家里换了一瓶液化气；给孩子们改了最后一次作文……。虽然他不愿告诉我真实病情，但我心里明白了：他得了重病，病得不轻！他是在做远行的准备呵！
看着他那只剩八十多斤的身体，我想哭，但我不能哭！一个患重病的人怎么能经受这般恸哭，我的泪只有默默地流、偷偷地流……
6月中旬，我们来到武汉就诊。一天早晨，他漱洗完毕，郑重地坐在我的身旁，深沉地说道：“你和我结婚这么多年，我也没为你买过什么东西。现在，我只希望能陪你去买一双称心如意的皮鞋，你穿上让我亲眼看看。”看着他那弱不禁风的身子，我想拒绝，但又怎么忍心拒绝哟。
从汉阳库到地下商场这段路程，对于一个正常人是算不了什么的，可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每行一步，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我搀扶着他，走一走歇一歇，歇一歇又走一走，到了地下商场，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门口蹲着。
我到鞋柜一看，尽管没有合意的，还是含泪买了一双。我知道，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看着我手里的鞋，老熊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令人心碎的笑容。
7月 13日，老熊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得不返回油田，住进了第一职工医院。
这时，吞噬生命的癌细胞以惊人的速度扩散着，每时每刻，他都要忍受巨大的疼痛。牙床咬肿了，嘴唇咬破了，枕巾常常被汗水沁湿，我对他说：“元启，你痛你就喊吧，喊出来也许会好受些！”“不。喊不但不能减轻痛苦，相反会影响别人休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想着同志，想着别人！
他的心里装着工作，装着同志，唯独没有他自己。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认真替自己打算过什么。工作十五年，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去年我硬逼着他，才买了件呢子春装。我本打算，一定给他买件象样的呢子大衣。没想到，他已经永远不需要了。
元启，你放心地走吧。剩下的路，我知道该怎么走；余下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三个孩子开始懂事了，他们知道，爸爸没有走完的路，就是他们该走的路！
（本文作者是熊元启同志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