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探索、创新与“百家争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经济理论的探索、创新与“百家争鸣”
陈岱孙
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触及面千头万绪，提出了许多在拨乱反正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学术理论问题，又有社会实践问题。历史没有对这些新问题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能为我们提供成熟的经验。认真探索这些问题，是今天我们经济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翻开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种经济理论不是从解答当时的经济问题的要求出发，从而形成对于某一经济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又反过来以观点、主张、政策的形式为当时的经济实践服务的。学以致用，实即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几十年来口头上也承认并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恰恰在这应该是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的学术探讨上，却犯过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我们中间有的曾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有的曾习惯于引经据典搞经院哲学式的烦琐争论。我并不否认搞清经济概念的必要性，也不反对征引前人在科学的探索上所已取得的成果。但如果前者变为概念游戏，后者成为不可触犯的教条，对我们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对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都是毫无裨益的。
对于这种理论上缺乏探索、实践上惮于创新的局面，在七十年代末期前的闭关情况下，人们已经比较习惯了，似乎可以长期以不变应万变。但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形势变了。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的实施，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对这些新问题，我们的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对策，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稳步前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现在我们经济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还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反省一下，我们经济学界对这些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究竟做了多少突破性的理论探索，能否走在实践前面，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应该承认，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工作，距国内外形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赵紫阳总理在今年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国内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情况作了估计说：“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还不善于对丰富的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鼓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我完全同意这个估计。
如何改变这种落后情况，如何能使理论工作者进行大胆深入的探索，为实践的深化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在上述反省之后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答案也许应该包括好些方面。但我认为创造一个适宜于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自由讨论、以理服人的，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气氛和环境，是一个关键的前提。
“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三十年前便已正式提出。但在提出后的几十年，它却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在它提出的翌年，就开展了反右派运动。而在“百家争鸣”被解释为实际上是以无产阶级为一家、资产阶级为另一家的“两家争鸣”后，它就名存实亡，而到了“四人帮”时期，就更是名也不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又继续强调一定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提倡不同观点的争鸣与讨论等等。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在学术界没有完全消除，“百家争鸣”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一个适合于展开学术自由讨论的气氛已经初步形成。在贯彻“百家争鸣”中需要坚持的原则，如学术观点不应和政治概念相混淆；在理论的探索中，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的争辩是认识真理的途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认为“权力所在，真理存焉”等等，似乎在理论上也可以被接受了。
然而，也要看到，在这大原则下面，还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貌似属于纯学术的范畴，但实际上，对它们的错误解释都会对于大原则的贯彻起着扭曲的作用。在经济学领域里，这种情况似乎特别显著。
首先，什么是经济理论？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们抽象地说，经济理论不过是对从经济实践中分析出来，又准备反馈地用于经济实践中，以取得验证的经济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和说明，也许没有人反对。但一遇到具体应用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经常遇到人们把经济理论简单地等同于而且只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所涉及的经济思想、论断。这种狭窄的理解就把经济学中各具体部门经济所具有的理论全盘否定了。我们不是常听说，某一部门经济（如财政、金融等等）的理论不外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这一部门的应用吗？如果再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缩小到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具体化为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则各部门经济的理论探索最后都变为在这些部门中寻找特殊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了。这样，就否定了一切从探索这些部门经济本身运转发展规律所形成的认识。而且由于这些领域的问题，在经典著作中查无实例，这些领域本身理论的探索虽然不划入禁区，也会被贬为化外。我们并不否认经典著作中所涉及的经济理论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最重要的。但基本理论是一般理论，除了一般理论外，应该承认还有附属于各分支的部门经济学的特殊理论。
其次，由于把理论囿于上述的框框之内，就容易把理论神秘化了。理论可能变为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神谕，于是不见经传者，且不说与之似有抵触者，当然都是异端邪说。我们应当同意这样的论点：经典著作中所涉及的论断所以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先哲”的论断；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践中被证明是真理。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个忠告是应该记取的。
再次，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何区别。如果说理论的神秘化为学术的自由探索设置了一些障碍，那末，把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解释为对政策的学术探讨就是政治性的错误，更是为“争鸣”设置了一个森严的禁区了。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基础，经济政策是理论的实践。理论要在政策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而政策又要从理论的探索中得到依据和引导。如果经济政策及其实践的效果绝不允许人们置喙，则理论的探索就只能成为毫无实际基础的空谈。当然，经济政策一经颁布就要求贯彻执行。但是如果对于在执行中的经济政策绝不允许讨论，对它的正确性、可行性绝不允许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那么我们又何从对它进行修订呢？有人主张对政策的讨论得有个场合或范围的限制。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界限还不清楚。是否讨论只限于决策机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更为广泛些？是否讨论的公开程度对不同层次的政策可以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为了集思广益，为了多看出一些问题，对现行的和行将拟定的经济政策进行理论探索，这对于经济政策的抉择、审查和完善，只能是有好处的。
最后，“百家争鸣”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现在已经广泛流行，但它的含义似乎并不十分明确、具体，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就有可能在“争鸣”中对任何和习惯认识不同的见解都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经济学中，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近年来大力提倡大胆探索，学术界争鸣的气氛已大大改观，但十年动乱加于学术界的创伤所造成的余悸尚未完全消除。如果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明确的界说，它将成为一把悬在学术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对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创新都是有害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在思想领域中，我们应该相信真理会最终战胜谬误，而争鸣恰恰是保证真理取得胜利的途径。一切压服的手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总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促进四个现代化，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和在别的学术领域里一样，我们需要群策群力，以大胆的理论探索求得实践的创新。我们有必要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扭转目前经济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