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百家之智　开争鸣之风——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纵百家之智　开争鸣之风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唐晓云　穆福田
如果说，春秋战国年间的百家争鸣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不为过誉。两千多年前，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的风云，孕育了这场思想、理论、学术界纵智论争的丰沛山雨。分别归属于奴隶主、新兴地主、商人、小私有者和农民等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知识分子，竞相登上舞台，就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文艺、历史诸问题，精心探求，著书立说，相互驳诘，激烈论争。汉代的司马迁父子和刘向父子分别把那些见解独到、足成一家者，概括为“六家”（阴阳之术、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和“九流”（前列六家及纵横家、杂家、农家），可谓学派林立，群星争辉。百家争鸣，象一阵嘹亮的鸡啼，撕破了数百年奴隶制传统观念的黑幕，迎来了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学说、新思想的曙光；象一股清新的晨风，吹散了“学在官府”、理论屈从权势的雾幛，开拓了学术自由、平等探讨的先河。多少年来，一些开明政治家寻觅治世之道，往往从这里受到启迪；一些刚直学者抗御强权，往往从这里汲取力量。今天，为着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科学，研究一下春秋战国年间百家争鸣所以勃兴的原因，不会是没有裨益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社会变革感觉最敏锐的莫过于知识分子。因为较高的文化素养，赋予他们开阔的眼界、灵敏的思维和尖锐的洞察力，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运用各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新理论，创造新观念，勾勒新世界，往往形成色彩纷呈的诸多学派的论争。所以，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无不以知识分子的解放为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如此。
当时的知识分子解放，首先表现为知识的解放。殷周时期，知识和学术深锁在奴隶主贵族的禁苑中，文化官员“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对于学术，他们只求“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率仍旧章，不越雷池。这当然无争鸣可言。春秋末叶，礼坏乐崩，贵族有降为平民者，官方学子有流落民间者，文化始散播于社会。出身没落贵族的孔丘在民间办私学，“有教无类”，竟达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也多聚众讲学，“率其徒众，辨其谈说”。一个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内中流品复杂，几乎遍于社会各界。这个硕大的母体中就孕育了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解放。奴隶制度数百年间构筑的传统观念曾牢牢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以天命观为主的自然观，以历史复古主义为主的社会观和以宗法礼治为主的政治观，俨然成了天经地义的“禁区”。春秋战国年间奴隶制度的衰败，使这些传统观念的神圣光环随之黯然。知识界首先苏醒。他们先是怀疑起自己曾盲目笃信过的“真理”，继而便随着时代的步伐大胆地踏进了以往不敢窥伺的思想“禁区”，从不同角度重新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从而开拓了许多全新的知识领域，创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理论，奠定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知识分子的解放，最为重要的是人身的解放。殷周时代，处于贵族下层的知识分子被宗法制度的粗绳大索牢牢束缚在高等贵族的权势之下，所言所行，唯命是从；终生依附，绝无选择和流动的自由。春秋末叶，阶级关系的大动荡使宗法制度的链条分崩离析，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方向，独立地判断学术理论的是非，而无须受命于他人了。宗族的旧谊，家国的眷恋，都不曾成为他们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羁绊。一旦他们的思想和当权者不和，便毅然离君离“国”，拂袖而去。“士不怀居”，蔚成风气。孔丘风尘仆仆游历诸国，寻觅理论信仰的知音；墨子居无定所，灶上的烟囱尚未熏黑就又远走他乡，致使史有“墨突不黔”之说；孟子一生奔波劳碌，娓娓然游说诸候，愤愤然指斥国君。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大舞台上，他们有坚持己见之勇，无仰人鼻息之虞，自然能够顺理成章地演出“百家争鸣”的壮观史剧。
知识分子的解放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统治集团的学术开放政策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群雄并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的条件远未成熟。更何况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都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一切尚需摸索、试验和鉴别。因此，各诸侯国在理论学术上大都不尚一尊，而是兼收并蓄，容许多种学说同时并存，有的还颇为大度地鼓励论争，为不同学派的交流和争鸣提供方便。例如，齐国的威王、宣王都“喜文学游说之士”，他们在都城临淄创办稷下学宫，不拘一说，广招诸子百家数千人，先后或同时于此讲学。操黄老之术的宋钘，阴阳家邹衍，名家儿说，儒家孟子、荀子，法家慎到以及“学无所主”的淳于髡等，群星云集，各展所长，雄辩滔滔，使稷下学宫成了盛极一时的学术理论中心。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统一中国，彼此进行着从攻城野战到“折冲樽俎”的复杂斗争。知识分子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潮流，“礼贤下士”便成了各国统治集团学术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孔子当年周游列国，虽也受到一些礼遇，但也曾“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有时竟闹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到孟子、荀子周游列国时，已是冠盖相望，优礼有加，再也没有那些七灾八难了。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七十六位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高门大屋，锦衣玉食，“不治而议论”。范雎至秦，秦王向他讨教，竟谦恭地“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甚至“若是者三”，范睢方才吱声。当然，清高孤傲固不足取，但是知识分子被如此重视，地位被提得如此之高，他们自然不乏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魄力和勇气，诸侯国的一些当政者，对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和的学派，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和礼遇。以孟子为例，他鼓吹的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理论，在诸侯国武力争雄的形势下显然已不合时宜。他游说齐威王，意见相左，但离去时，威王仍赠金百镒以示尊重；他恳谏魏惠王，歧见颇多，但惠王仍以礼相待；他折返齐国，齐宣王任其为客卿，参与朝政；就在话不投机，孟子执意欲去时，宣王还登门拜访，一再挽留，并准备在都城为他营造住宅，让他聚众讲学，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各统治集团通过这种学术开放政策，理智而审慎地从百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以完善自己的统治之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没有官方的粗暴干预，没有强权划定的研究“禁区”，没有预先钦定的结论，更没有后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广为流行的思想犯、言论罪和文字狱。百家争鸣于是被推向了高潮。
春秋战国年间的诸子百家大都具有一种较为正派的论战作风，这也是百家争鸣能勃然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平等论争，共存共荣，这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不甚严密、但初具规模的思想体系。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争论是相当激烈的。披阅《孟子》、《庄子》、《墨经》、《公孙龙子》、《老子》诸家典籍，古代学术大师们深邃的思想，机敏的辩术，生动的语言，力透纸背；满腹经纶、挥斥方遒的英姿，依稀可见。他们游说诸侯，自然也想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寻找政治上的支持，但很少有以“官学”自居，悬尚方宝剑于他人项上的专横。有的只是平等的态度、直率的论争和坦诚的友谊。即使百家杂处的稷下学宫，也未见有什么诸子相殴、互告刁状、倚官仗势、落井下石的丑闻记录。曾经鼓吹过以暴力禁绝“杂反之辞”，“去其身而息其端”的韩非，不仅没成什么气候，反被同窗好友李斯借秦王之刀杀掉了。这是个别的例子，当然记不到百家争鸣的帐上。
不怀偏见，追求真理，这是诸子百家留给后世的一种良好风范。他们虽分属不同学派，但很少有“党同伐异”的帮派习气。阴阳家邹衍曾说：“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也。”论战双方，胜者坚持并发展长处，不胜者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在儒、墨论争中，墨家虽激烈地驳诘儒家的许多观点，但对孔子“当而不可易者”，还是公开首肯，毫不羞羞答答。在儒法论争中，儒家的荀子对法家的“法治”思想就予以肯定，并把它揉进了自己经过改造的“礼治”思想中。法家韩非批评儒家，言辞过激之处累累可见，但他对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就十分赞赏，并进而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命题，和儒家一道缔造了封建伦理的“三纲”。
自我扬弃，弃旧图新，诸子百家正确对待本派学说的豁达胸怀，为学术争鸣创造了一种良好气氛。诸子中的一些大学者，虽然以其渊博的学识，站在当代学术思想的高峰，但他们大都不固步自封、敝帚自珍。一旦被论争的对方指破差池，即能正视与修正。例如，孔子曾力主“天命”，墨子据理驳斥。荀子虽属儒家，但他认真研究了墨子学说后，不但大胆接受了墨子的意见，而且比墨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墨子主张“明鬼”，荀子主张无鬼。经过多年争辩，墨子的学生勇敢地抛弃了先师的谬误，在阐发墨子正确思想的同时，连个“鬼”字也不提及了。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这正是百家学术在争鸣中获得发展的一大缘由。
百家争鸣，是推动科学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动力。古今通理，概莫能外。我们浅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经验，不避疏陋，献给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