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乌兰夫
1936年2月百灵庙蒙旗保安队的暴动，举起了内蒙古地区爱国抗日的义旗，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正在推行
“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罪恶计划的日本帝国主义，因百灵庙暴动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百灵庙暴动如草原上骤起的疾风迅雷，使朋友和敌人都觉得事出意外。但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中共西蒙工委在地方部队中做了多年工作的结果。我是当年的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知道百灵庙暴动的酝酿过程，至今仍缅怀着参与暴动的内蒙古人民的英雄子弟。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谨以此文纪念这些英雄子弟的功烈。
我党对内蒙古地方部队的工作，是从1931年开始的。这年仲秋，王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同我接上了关系，为我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要注意抓武装斗争的指示。此后不久，我就到驻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老一团”里去，做调查研究和教育争取工作。
那时，在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国际通道。我们为了培养干部，积蓄力量，通过这条通道，把一些没有受过党的基本训练的同志送到乌兰巴托去，进第三国际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或者经由乌兰巴托送到莫斯科去，进有关的学校学习。王若飞同志从苏联回来，走的也是这条秘密通道。
1931年秋冬之际，王若飞同志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我党在内蒙古西部的工作一时受到挫折。我侥幸脱险之后，一面多方设法营救王若飞同志，一面迅速处理其他善后工作。
出于党的需要，我着手开辟新的秘密国际通道。经过调查和比较，选中了经由百灵庙前往乌兰巴托的路线。从这时起，我对百灵庙一带的政局民情就格外留意了。
百灵庙在达尔罕旗境内，别称贝勒庙，地名因庙名而得。它坐落在山环水绕的小盆地中，控扼着纵横交叉的两条要道，一条连接着内蒙古和外蒙古，一条联结着内蒙古的东部和西部。
1932年秋天，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组建了干部学生队，其目的主要是培养青年军官，以便扩充他的私人武装乌滂守备队。德王为干部学生队罗致教官，首先找到的是云继先。云继先曾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在北伐军里担任过连长。他和我很熟悉，对我很信任，遇到疑难问题总爱找我商量。这时，他来问我，到德王那里去做教官好不好。我说：“可以。你去了，要把队伍带好，要为内蒙古民族以至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效力。”云继先到苏尼特右旗去后不久，朱实夫也应聘到干部学生队去做教官了。朱实夫曾经是我党的党员，留苏时学过军事。王若飞同志回国时，由他作向导。王若飞同志建议我们不要片面强调阶级成份，要多吸收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工作。我派朱实夫到北平去，物色蒙藏学校的进步学生，动员他们到乌兰巴托或者莫斯科去进修。我让朱实夫去，是因为按照中共西蒙工委的决定，他分管学生工作。朱实夫在北平蒙藏学校联络了一些进步青年，但当他们正在筹划秘密出国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日关系紧张，中蒙边境封闭，以致未能成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朱实夫也被捕了，但不久就经其亲戚保释。大约与朱实夫同时或者比他稍晚，北平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十余人也到干部学生队去了，多数人是抱着相机出国的意图去的。其中有的人，如赵俊臣等，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此外，还有土默特高小的学生三十余人，也进了干部学生队。这些青年，后来大半参加了百灵庙暴动。
1933年夏天，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组成。我到参加这支同盟军的第四十一军驻包头部队中去，办干部训练班。这年秋天，同盟军解体。在急速变化的政治形势下，百灵庙这个草原小镇成了内蒙古王公、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竞逐的场所，一幕又一幕勾心斗角的政治戏剧，在百灵庙这座舞台上开演了。1933年7月至10月，内蒙古王公为了谋求更大的权势，多次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议”。1934年春天，经德王策划，在百灵庙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这年夏天，蓝衣社特务为了侦察蒙政会的内情，组织了“内蒙旅行团”，其主要活动地点也是百灵庙。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特派代表黄绍竑、赵丕廉与德王讨价还价，其主要会谈地点还是百灵庙。1935年间，日谍中岛万藏和蒙奸金永昌等为了推销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计划”，向内蒙古王公游说，其主要访问地点又是百灵庙。
显然，包括我们在内，对有关各方的任何一方来说，百灵庙都是必争之地。
1934年春天，蒙政会刚成立，中共西蒙工委审时度势，觉得百灵庙方面的工作已到了紧要关头。于是，我请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来接替我在四十一军驻包头部队和包头铁路工人中的工作，以便我腾出手来做好百灵庙方面的工作。北方局派来了刘仁同志（当时化名王崇义）。我把包头方面的工作移交给他，并替他找好了可以安全寄居的“堡垒户”，就准备到百灵庙去走一趟了。
这时的蒙政会设有保安处，负责训练蒙旗保安队。当初由云继先、朱实夫等训练出来的干部学生队队员，大半做了蒙旗保安队的军官。蒙旗保安队招兵，我们不予反对，还乘机把党员派进去。党员云清和赵诚，就是中共西蒙工委派去的。还有一些进步青年，或多或少受过我党的影响，也进了蒙旗保安队。例如云蔚，富有正义感和进取心，拥护我党的主张，在参与营救王若飞同志时曾几次通过孟纯同志和我联系，后来在暴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李森为党做秘密交通工作，到百灵庙去过，为中共西蒙工委了解情况并传递信息。
我初次到百灵庙，也是乘蒙旗保安队招兵之机去的。和我同去的有中共西蒙工委的委员奎璧同志，以及一位同乡。我们在百灵庙住了十天左右，经过调查研究，明确地决定了争取和掌握蒙旗保安队的方针。我们还采取串门聊天的方式，做了些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讲抗日救国以及蒙古民族和兄弟民族团结起来争取共同解放的道理。
到1935年，蒙旗保安队已有一千余人了。它的第一中队是原有的乌滂守备队，穿着袍子，被人们唤做“袍子队”。“袍子队”是德王的老本，枪马齐全。其余几个中队虽是新兵，而且只有供站岗放哨用的枪，但主流是倾向进步的，经训练后，战斗力不比“袍子队”差。
1935年春天，鉴于德王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已有紧锣密鼓之势，我为做好应变的准备，又独自到百灵庙去了一次，主要是同云清、赵诚等党员商讨对策。此外，同云继先、朱实夫等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谈。我告诉他们：只要德王公开投日，我们就在抗日的旗帜下暴动，率领蒙旗保安队占领百灵庙，通电全国。我给他们所讲的，其实就是中共西蒙工委的决策。
朱实夫问我要不要见德王，我答应见一见。我想，避不同德王见面容易引起怀疑，见了面可以相机行事。德王在蒙政会里虽说只是秘书长，却是所谓“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的主角，握有实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跟他合不来，但明里还不便闹翻。蒋介石则想利用他，给了他一些经费和武器。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曾经乘专机飞往苏尼特右旗，同他密谈。我和德王见面时，可以直接探明其政治意向。经朱实夫介绍，我和德王见了面。德王只知道我是教员，不了解我的政治面貌。在简短的交谈中，我察觉德王投日之意已决，势难回头了，就只说了些日本帝国主义绝不可靠之类的话，没有多谈。
蒙政会保安处的帮办宝道新（墨尔根巴图尔），早在蒙藏学校时就认识我，知道我到苏联去过，断定我是“赤党分子”，见我在百灵庙露了面，就到处说：“云泽（我的原名）来了，百灵庙怕要赤化了”。出现了这个情况，我显然不宜久留。这次我在百灵庙只住了五六天，就离开了。
此后，我和蒙旗保安队里的同志保持着联系，孟纯同志曾多次配合我对蒙旗保安队的官兵做思想工作，吉雅泰同志也曾委托李森到百灵庙去调查。蒙旗保安队里的进步官兵，能不时读到我党的传单。
1935年秋冬之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喜讯传到了百灵庙。云清、赵诚、赵俊臣等党员，以及云蔚等党外的骨干，两次在百灵庙的东山坡秘密开会，商议能否迅即发起暴动，组建“红军响应队”，以及能否把德王及其党羽排除出蒙政会，使蒙政会成为抗日的机构。经过讨论，因时机尚不成熟而决定缓议。
此后不久，与陕北毗连的内蒙古的政局急剧变化。以百灵庙为焦点，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更尖锐化、更明朗化了。
1936年1月下旬，赵诚和云继先、朱实夫等回土默特旗过春节。云清则因患病，已先期回土默特旗治疗。他们都来找过我，向我报告情况，同我商量问题。我给他们指出：“德王投靠日本，是民族的败类，是祖国的叛徒。一旦德王公然在日本的操纵下搞起独立运动来，我们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暴动一搞成，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暴动发起之后，能占住百灵庙就在那里扎下来，不能占住百灵庙就从那里拉出来。”对我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
暴动，正象马克思所讲的起义，是一种带有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在百灵庙暴动行将发生之际，对中共西蒙工委来说，还没有达到掌握一切必需的信息的程度。云继先和朱实夫都是蒙政会保安处的科长，与绥远省当局也有些联系。那时，傅作义打算以省为界，分别建立绥境蒙政会和察境蒙政会，借以削弱德王的势力，因而要拉拢蒙旗保安队的绥籍军官。傅作义曾委托国民党要员巴文峻，暗中向云继先、朱实夫游说，希望他们参加正在谋划中的绥境蒙政会。对此，中共西蒙工委当时尚不明瞭。还有德王搞所谓“独立运动”的具体步骤，也是中共西蒙工委无从深悉的。
时局的演化，比当初我们估计的更快。
这年的2月18日——即阴历正月二十六，云续先、朱实夫回到了百灵庙。这时，百灵庙的蒙政会人员已获悉，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设日本顾问部，而且改元易帜，其叛国降日的心迹已化为行动。德王还决定把蒙旗保安队调到嘉仆寺去，并入“蒙古军”建制，派日本军官做顾问。蒙旗保安队中的爱国官兵当然不愿认敌为友，从而群情不安，人心思变。云继先、朱实夫见事态已有燃眉之急，来不及再去找我或者孟纯了，云清则因病仍留在土默特旗，赵诚、赵俊臣也尚未归队。于是，他们先去找春节期间一直留在百灵庙的云蔚计议。
云继先、朱实夫起初觉得时间紧迫，暴动组织不起来，准备只串联少数军官三三两两跑到归绥去。但云蔚坚决主张按原定的决策举行暴动，把云继先、朱实夫说服了。暴动的具体部署就是由他们三个人作出的。
按照他们的计划，暴动将在2月22日23点半开始。但到21日，云蔚发现敌人动态异常，经与云继先、朱实夫商议，为了防止意外变故发生，决定把暴动时间提前二十四小时。当晚23点半，暴动开始了。
云蔚是教官，本来有手枪。德王对他有怀疑，下令把他的手枪下掉了。因此，他和新兵一样是徒手的。在暴动中，云蔚表现卓异。暴动的第一步，是他为自己夺得了一支手枪。暴动的第一枪，是他击毙了顽抗的蒙政会稽查处主任李凤城。云蔚率领着只有棍棒和少量步枪的新兵大队，击溃了“袍子队”，打开了军械库，砸坏了电台。云继先和朱实夫则按计划先到百灵庙的南营盘，说服驻守在那里的一个中队长率部脱离蒙政会。
暴动的组织者事先决定把队伍拉出百灵庙，转移到河套，以便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暴动成功后，队伍在南营盘会合，匆匆吃了点饭，就撤离了百灵庙，时为22日清早四点半左右。八百多个官兵和几十个文职人员，踏着积雪，徒步南进。
宝道新此人在暴动发生时闻风逃匿，待暴动队伍撤离后便纠集“袍子队”，出动骑兵和汽车，追击暴动队伍。他们在黑沙图与暴动队伍交火，但迅即被击退。
暴动队伍带了很多武器，几乎把蒙政会的军械库搬空了。为了多带枪支，有些战士把身上的皮衣扔掉了。为了多带子弹，有些战士脱下外裤当褡裢用了。可是，对蒙政会存留的两万来元银洋，却弃置不顾。他们说：我们爱国抗日，是革命的队伍，怎么能随意拿银洋呢！分文不取。尽管队伍里面也有一些同床异梦的人，但从主流来看，这是一支正气凛然的队伍，一支忠于民族和祖国的队伍。凭着高昂的士气，他们在冰天雪地中长驱约十五小时，行程近一百二十里，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到岔岔村后，才吃上了饭。次日，队伍移驻武川县的二分子村。
蒙旗保安队的第二中队，原驻乌拉特中旗，经暴动队伍电召，急行军赶到二分子村，与主力会合。这样，整个队伍就有近一千一百人了。
还在暴动开始前，云继先、朱实夫未征得云蔚同意，就派人给绥远省当局报了信。到岔岔村后，他们又不同云蔚计议，就给绥远省当局拍了电报。由此，暴动队伍落进了国民党军队布设的圈套。绥远省当局一面派兵守住通往河套的道路，准备拦截暴动队伍；一面派三十五军四二一团的两个加强营赶到二分子村，借“慰问”之名包围了暴动队伍，用欺骗和逼迫的手段，要收缴他们的武器。云蔚和许多官兵主张突围到河套去，但云继先、朱实夫认为部队已进退失据，即使突围成功也会腹背受敌，说服部队缴出了全部机枪和多数步枪，枪栓则被他们卸下装了几大麻袋带着。
傅作义是主张抗日的，但他对这支敢于揭竿而起的抗日蒙古队伍也不信任。2月25日，经绥远省当局示意定调，由云继先领衔，发出“径电”，通告全国。电文措词含混，只说是“出走”，“情非得已”，“谓之避祸可，谓之爱国反正亦无不可”，“无所谓斗争，更无所谓叛变”。这个通电曲解了暴动的宗旨，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意图。
按照绥远省当局的命令，暴动队伍拉到大青山南，改编为两个大队，分驻在萨拉齐县的水涧沟村和归绥县的三两村。绥远省当局对他们严加防范，而且用少发以至停发军饷军衣的手段卡他们，以求达到迫使他们自行离散的目的。设在归绥的日本特务机构羽山公馆，在得知暴动的实情之后，对领先发难的云蔚有切齿之恨。国民党官方也视云蔚为祸首，多次出动军警搜捕，使暴动队伍的许多官兵为之心寒。
中共西蒙工委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向社会各界宣传百灵庙暴动的宗旨、实情和意义，介绍暴动队伍所受的歧视和迫害，呼吁并动员各界爱国民众给予支援。我们还为暴动队伍开办了短期的干部训练班，以提高骨干的政治觉悟。
这年9月，绥远省参议赵锦标给暴动队伍训话，无端指责他们不安分、不老实，进行露骨的威胁，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混杂在暴动队伍中的德王爪牙，乘机煽动其他不纯分子投奔德王。大约三天以后，这些不纯分子哗变，枪杀了云继先。由于绥远省当局的摧残和德王爪牙的破坏，少数官兵逃散了，许多官兵愤然离队回家了。
暴动队伍处在艰难竭蹶的境地，面临瓦解的危险。经我党努力，才把它保存下来。中共西蒙工委决定，云清、赵诚等回这支部队工作，我和另外一些同志也参加到这支部队中去。1937年2月，在国共两党为抗日而酝酿合作的条件下，经我们争取，国民党政府同意它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并进驻百灵庙。不久，马占山又把它改编为蒙旗独立旅，移防包头附近。
1937年10月，日军和伪蒙军进犯归绥，国民党驻军不战而撤。唯有蒙旗独立旅从驻地固阳县星驰而至归绥南郊，与日军、伪蒙军激战一昼夜，予敌以重创。
蒙旗独立旅是新编第三师的前身，我在其中的公开身份是代理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几经磨难，逐步壮大，而始终由百灵庙暴动的志士们构成它的主干。在我党的实际领导下，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坚持奋斗，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百灵庙暴动发生前五十多天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百灵庙暴动的胜利，以及百灵庙暴动队伍的发展，证实了这个正确的判断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