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了崇高品德——回忆侯薪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他留下了崇高品德
——回忆侯薪同志
宋劭文　张苏　张明远　张林池
侯薪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为我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同志。他自1925年参加革命后，历经艰险，不怕牺牲，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愧为我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
侯薪同志1910年出生于河北隆平县（现为隆尧县）。1925年，当“五卅”运动的革命浪潮涤荡着华北大地的时候，这个在本县小学任教不久的青年，便积极参加了当地声援“五卅”的学生运动。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便把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河北、天津、南满、北平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过党的保定、唐山市委书记、省委保南巡视员等职务，领导过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运动和定县农民的抢麦斗争。1930年在天津任共青团区委书记时被捕，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参加过政治犯中党支部领导的反虐待争生存的绝食斗争。1932年到1933年，他受党的派遣到南满工作，曾在日本侵略者严密统治的本溪矿井下，和矿工们一起挖煤，向他们宣传抗日，发动怠工斗争，并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1934年夏至1937年七·七事变，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从参加党到七·七事变，在长达十二年的白区工作中，他不怕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不顾身患重病、失业和多次与党失去联系的痛苦，千方百计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积极寻找党，并且总是很快地接上关系。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北平边读书边工作的侯薪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号召，不顾医生的警告，毅然带病离开学校，经天津、济南、太原，和黄敬同志一起带领一批流亡学生，辗转到达刚刚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了阜平县人民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和县委书记及四专署秘书主任等职务，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后，他先后参加过《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的筹建出版工作和边区政府的民政、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边区政府任民政处秘书主任和冀晋行署秘书长期间，他协助领导做了大量繁重、具体的工作，如参与起草和修订边区政权建设的各项法令、条例等文件，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政、民主管理、减租减息、优属抚恤，以及运用政权武器开展对敌斗争，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等等，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晋察冀分会秘书长、高等法院书记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处长等职务，为动员人民支援前线，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不顾体弱多病，夜以继日地工作。建国后，他长期从事国家机关的人事工作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行政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虽然长期患病，但从未停止过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薪同志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这不仅表现在他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贫病交加的艰苦生活，从不动摇革命意志，还表现在他对重大政治问题，有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如1930年至1931年间，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波及顺直省委，一些人树起了“新省委”的旗号到处活动。侯薪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分裂活动，并对参与或支持“新省委”的同志，进行劝阻和争论，直到分裂活动失败。在“文革”期间，一些“造反派”多次威胁逼迫他写诬陷某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不屈从于压力，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证明这位同志立场坚定，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
侯薪同志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善于思考，敢于提出和坚持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包括对领导同志的意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赶浪头，随风倒，人云亦云。如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左”倾路线指导党的工作时，在对待武装暴动问题上，他敢于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武装斗争十分必要，必须积极组织革命武装。但是，北方和南方的情况不同，尚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因此，应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日常斗争为主，积蓄力量，为武装暴动创造条件。他的意见，没有被省委采纳。不久，当一些地方的暴动相继失败后，省委派侯薪同志到定县，要他继续组织农民暴动，筹建红军。他到定县后，没有简单地执行省委决定，而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麦熟季节，发动贫苦农民，连夜抢割抢收地主的麦田。当地主们发现时，早已人去麦光，连报复的对象都抓不到。这样，使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得到斗争胜利的切身利益，为扩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条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以及后来的工作中，他也是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和领导的意见发生分歧，他也不怕，总是认真地进行讨论，力求统一。不能统一意见时，他也能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执行决定。
侯薪同志严于律己，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他虽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同志，但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他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如在土改期间，他老家被错斗错分，家里人来找他，他坚决不管。后来纠偏时，退还了他家的土地，但其亲属对其他财产的处理仍有意见，又来找他。他仍坚持不插手，并说服亲属，要相信当地政府，维护了当地党和政府的威信。解放以后，他虽长期患病，但上下班总是步行。有同志劝他向领导反映一下自己的困难，享受一点规定内的待遇，但他从来不提这方面的要求。后来组织上照顾他，为了工作方便配了一部汽车，他立了一条规矩：他自己只在上下班和公出时坐车，家里人不许坐他的汽车。如果谁想搭他的顺路车，他宁可走路，也不叫搭。就这样，家里人谁也不敢沾他的“光”了。
1982年，侯薪同志离休了，但他却没有停止工作，他带病撰写了近九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为教育后代和党史编撰工作，留下了宝贵资料。他病重期间，告诉亲属，他死后不开追悼会，把遗体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
侯薪同志于1985年5月19日逝世了。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勤奋战斗和工作的一生。他真正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把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不计名利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