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胡耀邦总书记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
——胡耀邦总书记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有机会来到你们这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和权威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同诸位杰出的国际事务专家和学者会见，我深感荣幸和高兴。
对于有些西方世界的朋友来说，中国似乎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神秘国家。这是因为彼此相隔遥远；各自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在近代历史上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国曾经长期闭关锁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进行了翻天覆地的争取解放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又出现了许多迂回曲折和变化。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这种“神秘”的色彩。
那么，中国究竟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我愿意告诉各位，本世纪以至下个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而不致中断。抓住了这条线索，就掌握了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现在请允许我用这把钥匙打开认识中国的大门，向诸位谈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我们走过一段弯路之后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后，我们最根本的任务应当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要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僵化体制，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最近六七年来，一方面，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大胆探索改革。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现在已全面展开：既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也涉及政治方面；既在物质领域进行，也在精神领域展开。这几年来国民经济取得了全面、迅速、稳定的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些表明改革和开放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人民对此是满意的。
国外曾经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开放和改革，怀疑我们的方针是“异端邪说”，有“离经叛道”的危险。近年来，人们这种怀疑减少了，而且也另眼相看了。另外一些人则希望我们的开放和改革会向西方社会的模式靠拢，并最终向西方社会看齐。三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已使中国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有可能再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痛苦经历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这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根本信念。要改变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不仅中国人民不会同意；而且还将回到过去那种动荡不安的状态，对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也不利。
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开放没有使中国走上“邪道”，改革只会不断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努力减少工作失误，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的朋友问，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什么？这一政策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赵紫阳总理在不久前召开的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已经概述为十项。简单来说，这十项内容包含三个基本点：一是，凡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中国都支持，凡属霸权主义的行径，不论来自何方，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都反对；二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任何一方结盟，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三是，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伸张公道与正义。
在和平中求发展，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更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中国之所以需要和平，不希望打仗，道理很简单。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曾经饱受外来侵略和连绵不断的战争灾祸，至今仍未根本摆脱贫穷落后。而要弥补历史造成的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和平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决心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不让战争在本世纪发生，也不让战争在下个世纪发生。就我们的愿望来说，永远不打仗最好。
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是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迷信武力，争夺霸权，以各种借口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甚至出兵占领别的国家，到头来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将来中国富强了，也要永远实行和平政策，永远不称霸。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依附于某个大国，或同它结盟，不但使中国自己受制于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有害于自身的发展，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定。因此，我们决心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和好恶。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将使十亿人口的大国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好的贡献。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不会因为国际风云的一时变幻而改变。
第三个问题，关于国防与建设的关系。搞经济建设，需要大量投资，扩充军事实力，更需要增加经费，这两者是有矛盾的。要两头并重是办不到的。坦率地告诉诸位，我们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本来就缺乏资金，要大量拨款来扩充军事实力，不仅现在不可能，今后几十年也不可能。我们只能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我们决不参加军备竞赛，而是反对军备竞赛，尤其反对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化学与生物武器、太空武器，并且大量裁减常规军备。
当然，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除，要防备外来的突然袭击。但是我们的能力只允许我们做两件事：一是，保持适当的防御力量；二是，跟踪和研究世界先进的防御手段。当然，我们也需要引进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目的只是为了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我们不会把有限的外汇大量地花在购买武器上。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被吓倒。中国幅员广大，回旋余地很大；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有抵御侵略的觉悟和力量；来犯者可以有他如意的算盘，我有我的自卫方法，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保卫自己的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去年6月，我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我们的国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也在近几年内逐年降低。
第四个问题，中国的基本国策会不会改变。当我向各位介绍了我们的基本国策之后，有人可能会问，谁能保证今后几十年你们的基本国策会长期坚持下去呢？确实，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诸位，中国的基本国策是有深厚根基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四条：
现行的方针政策已经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好处，因而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已经扎根于群众之中，并为群众所掌握，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地违背民意，而根本抛弃这些政策。当然，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有时间的局限性，应当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把这样的发展叫做“变”，那么我们政策的变化，只会越变越完善。
现在中国实行的一整套重大决策，是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包括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各界人士商量之后，共同作出的。不错，老一辈领导人起着掌舵作用。但我们的政策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还决心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确保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有效监督。这样就能使我们的一整套正确方针政策，得以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持续稳定地贯彻实施。
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年轻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大批精力充沛，具有实际才干和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对于保持我们事业的旺盛生机和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了以上四条，就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基本国策不会由于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中国将会沿着她今天的正确方向，顺利地走向二十一世纪。
贵国是我这次西欧之行的第一站。三天来，我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贵国政府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深入有益的会谈，同贵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受益非浅。我们两国有一句共同的谚语说得好：“善始善终。”我深信，对贵国圆满顺利的访问，是我西欧之行的良好开端，它预示着我的这次访问将圆满顺利，从而有助于中英友好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谢谢大家。
现在乐于回答朋友们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