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中文版自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中文版自序
〔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
《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西行漫记》后来被译成中文，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我见到斯诺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可是，后来计划变了。
尽管第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的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
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这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
1972年，我向已故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1976年他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
1983年8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1984年3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搜集资料的工作。
1984年4月、5月和6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1934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
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已披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地说过的：“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
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1934年10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几十年前由中国男女组成的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1986年3月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