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家争鸣的争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关于百家争鸣的争鸣
黄青禾
三十年前，我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遗传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曾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多么顺乎民心，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如何为之雀跃欢呼，它犹如久旱的土地上洒下的甘霖，使全国科技界的百花园显得一片生机。经过了三十年的曲折道路，大家对百家争鸣方针本身的认识也在深化。这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算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种争鸣吧。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定，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的一场改革。
双百方针要解决的是政治力量对学术、技术和艺术的不恰当干预问题。苏共在三四十年代对学术界实行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传到中国，首先是在遗传学和有关学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李森科在一篇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中写道：“斯大林同志本人揭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生物学规律”。就是说，揭示一系列最重要的生物学规律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不是生物学家的斯大林。生物学学术争论的结论要由政治家来作，可见当时政治同学术的混淆到了何种程度。
1956年是一个值得回忆和纪念的年份。党中央提出了振兴科学和繁荣艺术的双百方针。如果把三十年前的双百方针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似乎有若干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给相应的系统注入活力的改革。这两种改革的模式也是相似的：百家争鸣方针在“微观”方面的原则是政学分离，在学术问题上党不作结论；在“宏观”方面的原则是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气氛，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科学技术界内部都要遵守双百的原则，以理服人，互相学习。
二、对中国出现一系列对待科学家简单、粗暴、甚至野蛮的做法，以及落实双百方针阻力较大的原因的探讨。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不断接到农业科学家的告急信号：四川省农科所研究员鲍文奎的小麦同黑麦远缘杂种试验地被粗暴地铲掉了；河南农学院吴绍骙教授从美国带回的杂交玉米种子被禁止试验；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因为对柑桔黄化病的病因问题同苏联专家看法不同而受批判，等等。这些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敢相信会是真的。然而，这些都是真的，而且远不是全部事实。
今天，如何来解释当时和后来发生的这些现象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1）最直接的、表面的原因是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把错的东西也一起学来了。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的做法，苏联在五十年前已经出现了。在1935年的一次大会上李森科说道：“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及一切剥削者，而我们的科学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服务……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集体农庄中有，而且在科学界，他们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也是同样的……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引出这一段历史来，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建国初期在我国遗传学、生物学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而且“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更极端的做法，也可以从中找到渊源。
但是，这种外来的影响，虽然是明显的，毕竟是肤浅的，只要相应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外来影响也就会因为失去支持而逐渐趋于消失。
（2）稍为深一点的原因，也是稍为间接一点的原因是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导致缺乏鉴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或简单化。不发达是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因而即使是社会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难免会发生鉴别不清、简单化和上当受骗的情况。
不发达是我们自己的弱点，这个因素的消除难度稍大些。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总是要发达起来的。
（3）更深一些的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二千年来除春秋战国时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外，长期是儒家一家独尊。古老的传统使得许多人习惯于单一化，不习惯多样化；习惯于注重权力和关系，不习惯于注重个人能力和创造；习惯于稳定，不习惯于变革。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是不利于实施双百方针的不良环境和不良土壤。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社会心理也会发生变化。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变化毕竟是比较慢的。
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时候，一方面为今天出现的大好局面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实施双百方针的困难。双百方针作为一场改革，必然会有阻力，甚至会有反复，我们的思想准备必须更加充分些，对双百方针的期望也必须更加实际些。这些是经过三十年的实践之后理应得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