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三卷梗概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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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文选》第三卷梗概
编进这卷文选的，是陈云同志从1956年9月至1985年9月的重要著作，共计五十六篇，其中有四十四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卷文选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执政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方面的论述。
按照历史进程，这卷文选大体上可以分作两部分：
第一部分论著，是从1956年9月至1962年3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而又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后改设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同志，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对于巩固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扭转被动的局面，起了众所周知的重大作用。收入这卷文选的这个时期的著作有二十七篇。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一文，是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是这卷文选的开卷篇。这篇发言指出了迅速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所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并且在工商企业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物价政策、计划管理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既要坚持计划经济又要把经济搞活的若干改进措施。这篇发言的末尾，阐述了改进后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围绕着上述构想，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作者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个文件。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这次改进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有：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包括下放一部分中央企业由地方直接管理；地方财政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商品价格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减少国务院规定的指令性指标；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比例三年不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在管理体制上集权太多、分权太少这个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以便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适应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这个事实。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指出了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全国的综合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一成功，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积累了宝贵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主要是在1953年和1956年经济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有些指标订得太高，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以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都很紧张。当时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及时采取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额、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等措施，纠正了这方面的偏差，并提出了经济建设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陈云同志在1957年1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是正确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经济建设正反两面经验的一篇代表作。这篇讲话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和国家的财力、物力适应还是不适应，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怎样才能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呢？作者认为：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即：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三是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五是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陈云同志在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迫切任务。
《重视粮食工作》、《解决吃穿问题的主要办法》两文，针对当时粮食和布匹供应紧张的状况，论述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做好粮食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应该采取的包括发展化学工业和兴修水利在内的方针。陈云同志郑重指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建设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是不稳固的，必然还要回头补课。
在《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做好商业工作》、《加强商业工作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就市场物价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一定要把蔬菜供应问题解决好》等文中，针对当时猪肉、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提出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的基本方针，以及为了发展副食品生产和搞活流通所必须采取的若干具体措施。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陈云同志很快发现“大跃进”带来的严重问题，对当时的钢、煤、粮、棉四大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和减少这种错误所带来的损失，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9年4月《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是专门为了缓和当时异常紧张的市场供应状况和如何实事求是地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而写的。信中提出了五条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的措施：一是粮食要省吃俭用。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二是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三是要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名义上可以仍然是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但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四是认真精减1958年过多招收的一千多万工人，把他们安置到农村去，以便压缩现有的购买力。五是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两文，是陈云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领导中央财经小组，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提出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降为一千三百万吨这个有关经济全局的问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报告还对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错误的问题，提出了要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的方针。
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延续了“大跃进”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被迫从1961年起进入了调整阶段。
为了稳定全局，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至5月间，陈云同志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外贸专业会议上作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做好外贸工作》等讲话，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除了强调要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外，还详细地阐述了党和政府必须果断采取的措施，包括进口粮食，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加快氮肥工业发展以支援农业，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其目的是，恢复和增加农业生产，缓和社会购买力和物资可供量之间的矛盾，回笼货币，稳定市场。
陈云同志所作的《青浦农村调查》，对于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必须因地制宜、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有关恢复和发展农副业生产的重要问题，用大量生动的事实，作了有充分说服力的说明。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陈云同志通过这次农村调查以及对其他地区的农村调查，也曾建议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但是，这一正确意见，却遭到误解以至错误的批评。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文，论述了认识客观事物要“全面”、“比较”、“反复”的观点，重申了领导机关要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来决定政策的主张。这是从思想方法上对如何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所作出的总结。文中还强调了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陈云同志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领导干部一定要虚心，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
陈云同志在1962年2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以《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为题的讲话，以严密的科学态度分析了当时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程度，指明了克服困难的条件和方向，以及必须采取的办法，是党和政府在六十年代初调整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会后曾由中共中央批示印发全党，对统一广大干部思想、增强克服困难信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里，进一步指出农业问题和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当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陈云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还特别强调了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第二部分论著，是从1977年3月至1985年9月。这是我们党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拨乱反正，确立和实行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时期。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指导和推进全党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按照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包括老、中、青在内的干部队伍建设，树立执政党必须坚持的优良作风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意见。收入这卷文选的这个时期的著作有二十九篇。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是1977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这篇发言，针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郑重地提出了中央应该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意见。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两文，是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两次发言。前一篇发言，进一步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明确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不是叛徒，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等等。同时指明康生犯了严重错误。这一系列影响大、涉及面广的政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使拨乱反正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并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准备，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并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后一篇发言，是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了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以便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他还要求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避免由于盲目性而造成损失。这两次发言，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方面，对粉碎“四人帮”以后良好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是陈云同志在1979年3月写的一份提纲。这份提纲，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原理，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论述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同志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信》、《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等文，指出并分析了1978年经济工作重复发生的冒进错误，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调整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实际而言，党必须时刻注意避免和纠正过去经济建设中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主体错误——“左”的错误。为此，陈云同志在这些文件里，结合当时的情况，阐述并重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指导思想：首先而且根本的一点，是我国人口多，农村人口占80％，耕地少，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需要改善。这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其次，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第三，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如果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本建设，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第四，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这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慢，但实际上是快。第五，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的。第六，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国打破闭关自守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在实践中，头脑要清醒。就是说，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同时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和国内配套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第七，要把寻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看作一大题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第八，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几百万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第九，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第十，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步子小一点，缓缓而行，较为稳妥。第十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就是集中。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第十二，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陈云同志在《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实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的若干问题》等文里，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建设的几个大政方针。主要是：其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但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这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应该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并要经常调整。其二，从经济工作全局看，第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第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国家才有希望。其三，“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应该努力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并做好一些大骨干项目的前期工作。如果急于求成，乱上基本建设项目，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其四，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这种重点建设是全局利益。地方上的小建设也要搞，但必须以国家的重点建设为主，局部服从全局。否则，不分大小，齐头并进，国家吃不消。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一文里，陈云同志再次指出，这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是因为，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他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一文中，陈云同志提出了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历史的迫切任务。他说，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同时，也要学点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等文，阐述了有关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陈云同志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并且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中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认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以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他还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正确方针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同志鉴于历史的教训，多次强调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全党最大的事情。他在《成立中央书记处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这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等文，阐述了有关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陈云同志针对党内外干部老化和青黄不接的状况，以及党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的痛苦教训，反复说明了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干部队伍结构上，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的意见。干部队伍梯队配备，这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提拔干部问题上，他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提拔那些确实党性坚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他希望老干部继续胸怀大志，以党和国家的事业为重，热心地主动地让出工作岗位，让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并且随时向这些中青年干部提出建议，给以帮助，尽到传帮带的职责。
《两个文明要一起抓》、《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两文，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不能分离的关系；指出了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纠正；提出了抓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有针对性地强调以下各点：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对于粮食生产还是要抓紧抓好；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这个问题时，陈云同志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他指出，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这卷文选之末，还编进了近期收集到的陈云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篇重要著作，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个深晚》、《坚持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按时间顺序排列，这四篇著作应收入第一卷，需待再版时进行调整。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