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介绍《陈云文选》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
——介绍《陈云文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小组
《陈云文选》第三卷（1956—1985年）已在全国发行。至此，陈云同志的文稿已按原定选编计划出齐。我们现在以第三卷为主，联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第二卷，对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三卷《陈云文选》在时间上是从1926年7月到1985年9月，前后共六十年。读者可以在发表的一百五十七篇文稿中，从若干重要方面，看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光荣而曲折的道路，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分为两大时期。前二十八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后三十七年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前一时期，遵义会议是从失败到成功的转折点。在后一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转折点。三卷《陈云文选》所收的文稿，属于前一时期的有五十三篇，其中遵义会议以后的四十六篇；后一时期的共一百零四篇，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是二十九篇。在陈云同志的所有文稿中，正如大家熟知的，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一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七年多中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党中央反复强调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多次讲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首先要弄清“实事”是什么。中国有十亿人口，80％在农村，耕地又少，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同时，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也落后，分布又不平衡。我们要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策略、各项政策和实施方案。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要花很长的时间，用很大的力气，克服很多的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预言无产阶级一旦革命胜利，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将转变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样的设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而作出的理论上的推断。但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到中国革命胜利为止，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除个别国家外，经济都很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都不高，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确实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表明我们还只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1980年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近年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经过努力，我们有信心实现上述目标。对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及其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我们宁可设想得长一点。当然，准备慢，应该争取快。
我国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又多，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并且妥善处理政治和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
二
五十年代初，我们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制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把总路线的“相当长的时期”确定为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正如大家知道的，在执行中急于求成，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做法带来了不少问题。陈云同志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就指出了迅速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在这以后，他集中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党内同志的正确观点，对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应兴应革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各点。
在所有制结构及经营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它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一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的观点，写进了党的八大决议。大家知道，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他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被屏弃了。公社化中的“共产风”和“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应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中，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的提纲，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重新阐述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调节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点，并且批评了计划管理上该严的不严和该宽的不宽两种不良倾向，以及忽视价值规律的陈旧观点。他所说的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邓小平同志在去年也说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了公有制这个基础，国家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容许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存在，并将市场调节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是有利于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早在1957年，陈云同志就针对当时我国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缺陷和问题，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等三个重要部门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规定的内容，加上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以及1977年以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讲的许多重要意见，可以概括为下列十点：（一）在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管理权，必须给地方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但又要有一个限度，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二）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应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三）改变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即把原来工厂为商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办法，改变为工厂自进原料、自销产品的办法；除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外，其他产品实行选购的办法。（四）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应分散生产，克服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集中生产的现象。（五）商业应分散经营，国家应放宽市场管理，除求过于供、需由计划分配的商品外，其他商品取消自上而下的派购办法，改变为自下而上的自由选购，并开放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六）国家的价格政策应有利于生产，物价要力求稳定，但不能简单采取“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的办法。要重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及其相互的比价，并与工业品保持一定的比例，使之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七）改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适当减少指令性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都要应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八）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搞活经济的时候，要注意那种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国家计划是保证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九）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在必要时，国家可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十）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一项重要政策。我们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陈云同志一再强调，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个论点呢？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自然要与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本性相适应，因此，首先需要研究和总结我国的情况和经验，把那些实践证明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不断加以改革和改进，在这个前提下，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为我所用的经验。但是，在应用别国成功经验时，又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而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消化吸收，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
陈云同志还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用形象的语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三
陈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负责经济工作。但从1958年起，他多次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实践证明，他是一贯保持清醒头脑的经济实践家。在几次“左”的浪潮中，他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从不放弃经过自己周密调查、反复思考而形成的切合实际的观点。这表现了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本色。
陈云同志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中，发表过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意见，并得到不少领导同志的支持。现在收入文选的文稿，关于经济工作的占了大多数，内容很广。除上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意见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有不少也已为广大经济工作者所熟知，现在只就其中最重要且对当前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部分，作必要的说明。
第一，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陈云同志多次讲过：经济活动按比例，或各种比例关系相协调，就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非关系全局的局部比例失调，经济虽能发展，但不能取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如果大部分比例包括关系全局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就要倒退，出现危机。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指出：“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就经济发展的本身来说，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要求按比例的。一旦主要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发生破裂，就会出现危机，经济倒退。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有可能利用计划的手段，迅速地妥善地调节国民经济的活动，避免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现实性，如果有了失误以至大的失误（普遍的倾向是急躁冒进，指标过高），同样会发生危机，即人们常说的“折腾”。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应尽力掌握全面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几个基本比例关系的问题，运用计划调节的手段，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各种比例关系协调起来。从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考虑，从总体上看，我们决不能削弱计划工作，而应精心改善和不断加强计划工作，使之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经济的按比例发展，还涉及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问题。某些重点要突出，但如果不顾一般，那是不能持久的，最后重点本身也会落空。突出重点必须照顾一般，而且要适度，这也是我们必须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综合平衡是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陈云同志说，平衡了，就大体是按比例的。反之，不平衡，甚至缺口很大，就不能按比例。综合平衡，包括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也包括各个部门内部、各个地区内部、各个环节内部各个方面的平衡。指导全国的经济活动，当然首先要求总体的平衡。这种总体平衡，一方面应建立在各个局部的平衡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应指导和约束各个局部的平衡。
什么是总体平衡的主要内容呢？陈云同志1957年在论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个问题时，就说到财政收支、信贷存放、物资供需三个方面的平衡。在这三大平衡中，最具实质性的是物资平衡。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要同社会购买力的需要相适应；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要同工农业生产、流通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适应。这是物资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平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外汇收支的平衡又成为综合平衡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的交往发展很快，规模越来越大，重视外汇收支平衡是一件大事。
我们国家一方面还比较穷，另一方面又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所以不可能样样宽裕，必然是紧张的平衡。即使有的物资一时较宽裕，但因为人口多，情况一变，就会很紧张。因此，宽裕了也不能大意。平衡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陈云同志一再说过的，决不能使平衡紧张到破裂的程度。到了那种程度，简单再生产也不能保证，损失就太大了。六十年代初就发生过这种状况。为了防止平衡过分紧张以至破裂，陈云同志主张，在综合平衡工作中，要按“短线”平衡，不能按“长线”平衡。当然，当发现“短线”即薄弱环节的时候，应尽力加以改变，使比例关系逐步趋于协调。能够运用计划的手段和综合平衡的方法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这一观点，来源于中国人多地少、国大民穷的特点，同时借鉴了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在1981年强调：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
建设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控制积累率问题，首先是薄一波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得到中央所有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赞成积累率一般以20％至25％为宜。但后来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多次发生积累率过高的现象，往往超过30％，有的年份竟高达43％以上。事实证明，积累率过高主要由于生产增长速度的指标定得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摊子铺得太多，其结果不但不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且造成主要方面的比例失调，损失极大。
基建规模过大，摊子铺得太多，这是一种“常见病”。在“六五”计划前几年经济调整工作中，我们初见成效地“治疗”了这一“常见病”，但到后两年，它又重新复发，而且出现“并发症”，消费基金也失控了。积累和消费两头失控，国民收入就必然超分配，发生“赤字”。物价上涨过快，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事关全局，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采取了有力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须坚持贯彻，并防止复发。
第四，坚持以农业为基础。这个观点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它同样是我国实际情况决定的，并且符合马列主义原理。五十年代陈云同志曾指出：农业问题就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经济建设如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就不能巩固。而农业问题，首先又是粮食问题。当时他还提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的论断。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陈云同志针对当时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又强调要进口粮食，减轻农民负担，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屡遭挫折，主要是长期没有找到一条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路子。几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许多来自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使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从而使全国经济欣欣向荣。但有些地区在处理农业和工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些偏差，片面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放松农业、特别是放松粮食生产的倾向。为此，陈云同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道理。
第五，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陈云同志1957年初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讲了纠正保守倾向比纠正冒进倾向较为容易的观点，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并略有结余的观点，物资紧张时要按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后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然后再用于基本建设的观点，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程度要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的观点，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的平衡必须瞻前顾后而避免陡升陡降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集中起来说，就是要量力而行。这一指导思想，不但适用于基本建设，也适用于各个经济部门，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其他部门。这是经济事业和其他事业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保证。这一思想，过去曾经被指责为否定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唯物论，但历史证明，不是被批评者陷入了机械唯物论，而是批评者陷入了唯意志论。近几年陈云同志还说，我们是共产党，谁不想多搞，搞快一点，问题是有无条件。讲究条件，这不是机械唯物论，而是辩证唯物论。没有条件或条件不完全具备，当然应该去努力创造，不能采取坐着不动的消极态度，但创造条件本身也受到当时的物质条件和主观能力的限制。
除了上述五个主要问题以外，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见解。如他认为，建设新企业和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从总体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后一方面；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以便脚踏实地的前进；而外来新技术的消化和应用，主要靠我们现有的技术力量，即建国以来我们培养的几百万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陈云同志强调，做好商业工作，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要求从事商业工作的干部和职工，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防止和克服单纯业务观点和事务主义倾向。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细心的读者还会从陈云同志的文稿中，找到许多现在仍然有用的东西。
四
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党，是每个党员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任务。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不能成功。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就详细阐述了关于党员标准、党的支部、党的群众工作、党的纪律、党的干部政策及学习理论等问题。在《文选》第三卷中，陈云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的问题，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要抓党风。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1月，他在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就指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980年11月，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一重要观点，并要求抓紧搞，永远搞。这几年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这个主张，是切中时弊的。1982年1月，他和其他中央常委一起，要求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同年6月，他提出整顿党风中要注意那种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现象，克服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倾向，决不能让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认为，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次指明：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就是党员，不是党员的也受到某些党员的保护。对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风，使党丧失民心。1985年9月，陈云同志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党风这件大事，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在教育好子女这个问题上，在职和离职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要带好头。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从上述陈云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整顿好党风确是一件头等大事，它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或不正常的主要标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极为深刻。建国以后，“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主要问题又在集体领导日益削弱，习惯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说了算，一锤定音。这样，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就难以纠正，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同志深刻地指出：党内没有了民主集中制，取消了集体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再三说，党内生活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在党内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辩论，这不是坏事，大家可以谨慎一些，可以少犯错误。在我们党内，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而担负重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尤其要虚心，多听不同意见，听反面的话，否则人家就不愿意讲话，或不讲真话，光讲迎合的话、假话。这种情况，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陈云同志还希望新进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第三，抓紧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认真选拔接班人的意见，于1981年提出，要立即着手培养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以便能够接好老干部的班，使我们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他们共同认为，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任务。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坚持原则，遵守纪律，艰苦朴素，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仍然是每个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但现代化建设要求所有干部首先是身处第一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应具有更高的文化修养、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且年富力强，朝气蓬勃，这些正是进入老龄阶段的许多老干部所缺乏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新的任务要求建立新的干部队伍，这是历史要求。陈云同志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两篇文稿中，反复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几年以来，我们在培养提拔大批中青年干部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批老干部和老党员，也从全党利益出发，自觉自愿地退居二线或离休退休。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作了梯级配置的合理安排。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疑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件大事，直接关系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竭力主张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同时并重，互相结合，一起抓紧。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党风和好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没有远大理想、坚强意志、刻苦勤奋的精神，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就要受到严重干扰，不能按预定目标顺利进行，以至难以成功。邓小平同志不久以前强调说：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受“文化大革命”的损害，比组织上的损害更为严重，它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作风搞坏了。而在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一段时间里，又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乘虚而入，某些封建社会的恶劣习气也死灰复燃，侵蚀我们党的肌体，败坏我们党的作风。陈云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同志还告诫全党：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意见和指示。
五
凡是熟悉陈云同志或他的著作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陈云同志事事处处都很实际。他考虑问题，提出决策性的意见，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陈云同志确实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者之一。我们从陈云同志六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正是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不论党交给任何艰巨、复杂的任务，都能做到失误较少、成效较大的根本原因。
实事求是这一全党都必须时刻遵循的思想原则，是改造客观世界最有力的武器。它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相符合。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坚持到底，首先要求通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总结我们在实践中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使自己的认识从片面趋于全面，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性。从历史经验中，我们还看到，坚持实事求是，还要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旨，在胜利面前决不骄傲，虚心谨慎，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不能设想，一个既无马列主义理论又无实践经验、还缺乏坚强党性的人，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早在四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在延安跟随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后，就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一发人深省的观点。“唯上”和“唯书”，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病根所在。当然，“不唯上”并不是可以不执行上级集体决定的决议，“不唯书”并不是可以不读马列的书，甚至抛弃马列主义原理，这是不应误解的。
陈云同志早先用“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九个字来表达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并在以后长期工作中坚持身体力行。到了五十年代，他又把认识真理的方法概括为“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以后，他重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论点。他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只看一面，还要看另一面，各个侧面都要看到，避免片面性；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和决定计划，要作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等多方面的比较，不要钻牛角；有些复杂的问题，作了全面了解和多方比较，还应进行反复考虑再作决定，不要仓促从事。这六个字，是唯物辩证法的要领。
陈云同志的上述两句话，十五个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既通俗易懂，又切实可行。我们要认识事物，总是要从实事出发，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子，力求全面，多作比较，反复考虑，才能逐步接近真理。由此看来，陈云同志这两句话，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只有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问题就可以了。他在考虑某一重要问题时，总是先掌握基本情况，然后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在调查和议论中间，他特别注意听取与他原来的设想不同的意见。如议论中人们没有这种不同意见，他就多方引导人们从反面考虑问题。当他听取了各种正面反面的意见之后，就进行比较，反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学习陈云同志的三卷文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卷《陈云文选》，陈云同志都亲自审阅过。他要求在编选文稿时，决不要改动原意，讲错了的也不要改动，以免失实。他再三说，在为文稿作注释或作介绍时，千万不能丝毫夸大他的功劳。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其次要归功于党，个人应居于末位。至于做错了的，自己应勇于检查，吸取教训。陈云同志这种求实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使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深受教育。
大家从第三卷文选中可以看出，从1962年3月以后，到1977年3月以前，共十五年时间，选集中没有陈云同志的文稿。这正是他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以至受到批判，而基本上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他既能坚持真理，又能严守党纪，洁身自处，潜心探索。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立即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这种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坚强党性的高尚风格，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这种风格，必将传之后世，教育所有的共产党人。　（原载《红旗》198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