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之所图——离休干部孟宪爵的自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共产党人之所图
——离休干部孟宪爵的自述
本报记者　贾建舟
他是一名因病残疾离职休养的干部，理应躺在家里由人扶侍，可他却在病床上刻苦自学中医知识，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痛苦。
他制做的药膏如果拿到集市上出售，每年至少可得五万元，可他一直坚持义务行医，不肯去发这笔大财。
他和老伴的工资，加上自己的护理费，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可他为制药居然欠了两千五百多元的债。
也许人们要问：他究竟图的是啥呀！？
亲爱的读者，请您听听他的自述吧——
（一）
我叫孟宪爵，现年六十四岁，原任山东省临沂县县直机关党委书记，1982年因病离职休养。
196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间，我突然患脑溢血，八天八夜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虽说保住了性命，却从此下肢瘫痪，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那年，我四十九岁，整天躺在病床上。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奉献，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甚至想到了死，死了就不再给党组织和亲人增添麻烦了。
正在我想寻短见的时候，一位老战友来到了我的床前：“老孟，千万可不能胡思乱想啊！你虽然腿不能走了，而大脑还能思维，双手还能动弹，想为党做事，路多着哩！”他讲述古今中外一些名人如何正确对待挫折和不幸，一直讲了大半夜。第二天，他又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到了我的床头。我的心，被保尔钢铁般的意志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能轻生，要顽强地活下去。
（二）
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能为人民做点什么呢？学医吧，学会了好去解除病人的痛苦。
听说学中医要先读《本草纲目》，谁知打开一看就傻了眼。翻开那种古版的线装书，就象看“天书”。于是，我借来《康熙字典》、《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不认得的字，不懂的词，就查字典。一些关于病理、药性的书，实在理解不了，就等医生来给我治病时再请教他们。后来，我又熟读了《烧伤学》、《烧伤治疗学》、《伤寒论》等近百本医书及部分当代医学杂志，写了六七十万字的笔记，还搜集了六十多个治疗烧烫伤的土方验方。慢慢的，我便试着给人治病了。
治疗烧烫伤用的药膏是用香油和中草药熬制的，它根据伤的部位和轻重，来确定不同的配方和熬制时间。当我第一次把亲手熬制的药膏涂在一位烧伤病人的伤口上时，只见病人疼得掉泪，没见伤势好转。
我也曾动摇过。但一想到那些面部七扭八歪、手指象鸡爪子样的伤残人，就又鼓起了学医的勇气。听说城北关有位专治烧烫伤的民间医生，我就让儿子用车推着登门求教。谁知他靠“绝招”吃饭，不肯收徒弟。我想，刘备三请诸葛亮，张良桥下拾履得兵书，难道我用诚心换不了秘方来？第二天，我早早起来，让老伴用小车推着，二次登门拜师。老医生不解地问道：“老孟，你一月挣百把块钱，又有病，跟我学这个干什么呢？”我恳切地说：“老医生，我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想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尽些义务啊！前些日子，一个叫前进的男孩烫伤了，抹上我配制的药大半天也止不住疼，看着孩子又哭又喊，我揪心啊！”老医生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人心好，我教！”
（三）
试验是痛苦，也是欢乐。我先后进行了三百八十多次试验，研制出了一百六十三种治疗不同类型烧烫伤药膏。经有关部门鉴定和医疗实践，这些药疗效快，治愈率高，能使大面积的三度烧烫伤部位治愈后不留疤痕。
1983年5月6日，一对老夫妻拉着烧伤的儿子走进我的家门。孩子名叫彭树新，因棉花失火烧伤面达94％，其中三度烧伤达92％。去过几家医院，都说“没救了”。患者焦头烂额，遍体脓血，血压已难以测到了。听着夫妻俩一迭声地喊“救命”，看着那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就是豁上这条老命，也要把孩子救活。没有病房，就腾出了我的住室；为了防止伤口继续感染，我特制了四个红外线烤灯，然后把防治感染、化腐提毒、收敛生肌的一至十五号药物分别敷在病人不同的创面上。经过二十六个昼夜的治疗，就痊愈了。
去年7月，我配制出四种治疗战伤的药，连同药方一起寄给了云南边防部队。
说实在的，熬药膏光要香油，每年就需六七十斤。这几年，光香油就买了四百三十多斤。这样做，在经济上是要吃些亏的。但我想到，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在我身强力壮之年就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反而靠党和人民来养活，实在问心有愧。这些年我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