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文化之交互”——记夏丐尊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期文化之交互”
——记夏丐尊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
叶至善
内山完造先生和我的岳父夏丐尊先生是好朋友。他们见最后一面，我恰好在旁边。那是四十年前——1946年4月，夏先生去世前的四天或五天。
那时上海的日侨集中居留在一起，等候遣送回国，内山完造先生也不例外，出来不很方便。夏先生病重，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特地请了假，请翻译——好象原先是他书店的伙计陪同，来探望夏先生。
翻译先进来通报。我听说是内山完造先生，跟夏先生说了一声，赶忙出去迎接。没等客人坐定，夏先生在床上已经挣扎着坐起来了。我在他背后加上两个枕头，让他靠着。内山完造先生毕恭毕敬地坐在他脚边的椅子上。
夏先生能说流利的日语，他们俩谈话根本用不着人翻译。翻译靠方桌坐着，听他们说。我站在床边，听不懂他们俩讲些什么。只觉得夏先生兴奋极了，话讲得多极了，好象涌出来似的，只是语音有点儿模糊。我们从四川回到上海已经两个多月，夏先生几乎没离开过床，讲话每次至多两三句。我看着又高兴又担心。他见了老朋友如此兴奋，怎能不高兴？可是这样滔滔不绝，我怕他太累了。
内山完造先生一声连一声地应着，难得插上一句话，夏先生不住嘴地说，好象不让他有插嘴的余地。不到半个小时，内山完造先生站起来告辞，才叮咛了一些什么。
我送内山完造先生出了门，悄悄地跟在后边问那位翻译：“夏先生说了些什么？”翻译说：“前言不搭后语，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听了这话，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再一想，总不至于说胡话吧，可能骤然见了老朋友，要说的话全涌上来了，来不及理出个头绪来。回屋里再去看夏先生，他推开了我给垫的枕头，已经躺平了，闭上了眼睛在喘气。他实在太累了。
4月23日夜间夏先生去世了，25日在上海殡仪馆入殓。内山完造先生又特地请了假前来吊唁。对着长眠的夏先生，他注视了一会儿，又低下头，嘴角微微颤动，似乎在默念什么，站了好几分钟才退出去。他跟夏先生说了些什么呢？也许跟夏先生告别，说他就要被遣送回国了，而把心爱的夫人——他的事业的共同的支撑者，永远留在了中国。
内山完造先生的夫人是一年多以前——1945年1月逝世的，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内山完造先生请夏先生题了墓碑，墓的样子很别致，并排两个墓穴是用大理石凿成的两座小小的桥，右边的葬夫人的骨灰，左边的空着，内山完造先生留给自己用的。小石桥向南的坡面上都刻着一行大字和一行小字。大字是“内山美喜子之墓”和“内山完造之墓”；小字相同，都是“内山书店创立者”，开办书店原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事业。墓前还有一块平躺着的大理石碑，是一本打开的书，书页上六行大字：
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
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吁嗟乎
如此夫妇颂辞这样简短朴质，在别处似乎没见过。两行如实概括了墓主夫妇的事业，两行说的内山完造先生的心里话，两行是夏先生对他们夫妇俩的赞叹。文是夏先生的文，字是夏先生的字，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一望而知，可是后边就没有落款。1943年12月，夏先生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过，是内山完造先生营救出来的。时间才相隔一年多，上海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天下，夏先生的名字当然还是不出现为宜。
夏先生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恶痛绝。“一二八”战役之后，他从立达学园的瓦砾堆上拣回一块炸弹片，把它当作假山摆在案头。他说他“不愿在这严重的史迹上弄轻薄的文字游戏”，作什么诗歌或铭文，“宁愿老老实实写几句记实的话”；还说“照理该用血来写”。在小说《整理好了的箱子》中，他借主人公的嘴说：“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得了什么。”他是作好了什么都该牺牲的准备的，匆匆离开战区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搬出来。后来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审讯，他拒绝用日语作答；他说他是中国人，在这种场合他只能说中国话。可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甚至生活习惯，他没有一样不爱好的。他喜欢插花，喜欢到了一天也少不得的程度。
夏先生过世后不久，内山完造先生跟一批日侨一同被遣送回国了。在拥挤的轮船上，他一定思潮澎湃，他会想起扔在中国的事业，想起扔在中国的夫人，想起中国文化界的许多朋友，有的已经过世了，有的正在为中国的新生而呼号奔走……他大概不可能料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之快，在他离开才三年多一点儿，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兴奋地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解放了的中国的土地上，最后竟应了他的心愿：“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1959年他又来中国访问中，突然得了病，在北京去世了；骨灰送到上海，葬在他的夫人内山美喜子旁边。“吁嗟乎，如此夫妇”！来凭吊的人念着墓碑，都会发出跟夏先生同样的赞叹。
1986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