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出头鸟”——是“枪打”还是“保护”？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怎样对待“出头鸟”
——是“枪打”还是“保护”？
严秀
“枪打出头鸟”是一句陈言老话了。民间对这个“出头鸟”是有个约定俗成的理解的，那就是专指在旧社会中那些出头露面提倡兴利除弊以至清理学款、义仓甚至族田、庙产收入之类地方“公益”事业的人，而从来不是指坏人、犯罪的带头人。因为，凡是前一类带头人，是必然会遭到地方豪绅和地头蛇们的嫉恨和打击陷害的。这句话就是叫人安分守己，不要去做“出头鸟”而引来“枪打”的意思。反动统治者也使用这句话，用意却完全相反，它是进攻性、警告性的：谁敢做“出头鸟”么，对不起，那就不客气了——先“枪打”下来再说！
奇怪的是，解放后我曾听过的某些报告、指示之类，也提倡过“枪打出头鸟”这句口号（其中有的人不久自己就被作为“出头鸟”而被打了），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出头鸟”也不是指坏人头子、犯罪头子之类的东西，而是指那些敢于带头提建议、提批评、提创新改革意见之类的人。对这类人想以法律去网罗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网不上的，于是就不断地发明种种“分子”之类永远也说不清的罪名，说这些人都是政治上的敌对分子，是敌人。
但是，这类“出头鸟”究竟是不是敌对分子呢？除了个别人确是别有用心之外，其余的恐怕都是出自好心，提建议，倡改革，除积弊，防未然。他们中的某些意见和语言容或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但这些“出头鸟”一般是出于爱护社会主义，想改进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寅初老人，他曾被蒋介石亲自决定囚禁流放数年、解放后忧国忧民提出了控制人口的远见，也被当成“出头鸟”而打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两人做了希图挽救“大跃进”灾难的“出头鸟”。以后，孙冶方主张国营工业要重视经济核算、适当考虑合理利润之类；杨献珍在哲学上提出事物发展过程不光是“一分为二”，还有“合二而一”的过程；邓拓写了废弃“庸人政治”，反对空想的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之类极其委婉的讽喻杂文，等等，都一一被当做“出头鸟”而加以“枪打”了。
根据过去三十几年的经验，所谓“出头鸟”，无非就是能够并敢于提出点或大或小的批评、创新和改革意见的人而已（当然这些意见不一定都正确或完全正确）。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革，可以说是十月革命七十年以来所有社会主义各国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要求改革者的勇气特别坚定和创造力特别丰富的改革。在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中，不会不出现一些不那么顺利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坐着不动，更不能老是一枪在手，看见一个“出头鸟”飞出来了，“乓”的一声就把它打掉。那样就必然会使国家倒退，发生“九（久）坐不动，十（实）在无用”的泥菩萨专政现象。
而改革与探索又是绝对分不开的。任何新的探索，不管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都必然不能不出面做“出头鸟”，不然就不叫新的探索了。可是任何新的探索，“圣经”上都没有具体讲过，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啦，资本主义复辟啦……，一大堆帽子就来了。
鲁迅一生就是维护“出头鸟”，而反对“枪打出头鸟”的。
早在1919年，他就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力主改革探索。
1927年4月他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的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又说：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
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
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
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
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
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
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
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
现在也还没有完。
可见鲁迅多年来是念念不忘赞成“出头鸟”，而坚决反对咬死“出头鸟”的。那么，我们对于“出头鸟”的态度应该是加以“保护”，而决不是随便“枪打”。真正错了的，当然也应该进行帮助、批评、讨论，而不搞围攻，动不动就制造全国声势。那样，安定团结就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被“枪打”了。要知道，“枪打”了一个马寅初，比“枪打”了一万只白天鹅的损失还要惨重无数倍啊！白天鹅当然要保护，但我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一切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而又敢于直言切谏的民族志士啊！
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一批又一批不断产生的“出头鸟”，便会成为一个无声的国家和无声的民族。而无声的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衰败下去直至灭亡的。
没有“出头鸟”百啭歌鸣的森林，是阒寂可怕的；没有“出头鸟”碎语啾啾引来的黎明，是缺乏生意和情趣的。我们能不能换个办法来对待“出头鸟”呢？恐怕是到了非换不可的时候了。
1986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