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白求恩的挚友欢聚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友谊之花

同白求恩的挚友欢聚
黎白
白求恩的老朋友、加拿大著名剧作家阿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白求恩》，生动地记述了白求恩的一生。两年来，中加有关人士互访，商谈合拍故事影片《白求恩》事宜。这次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逗留期间，我们有机会遇见不少白求恩的生前好友，从他们热情、坦率、亲切的交谈中，我们更加深了对白求恩的了解。
一天下午，阿伦先生和他的女儿朱丽·阿伦女士陪同我们去“白求恩纪念委员会”，拜访白求恩生前的好友们。
我们来到一座古老的小楼前。四周绿荫掩映，室内幽静、雅致。小楼的主人朱拉·西恩女士迎我们入屋落座。她言语不多，一个劲儿忙着端茶上点心。脸上始终挂着真挚而自然的微笑。西恩女士是“白求恩纪念委员会”的成员。她和已故丈夫汉森先生都是白求恩当年的朋友。汉森先生在三十年代曾为白求恩开过救护车，朝夕相处多年。
俄顷，我们发现，“白求恩纪念委员会”和“白求恩基金会”主席海伦、周红女士和几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女士早已在屋里等候。他们都是在三十年代曾与白求恩同志共过事的老友。有的当过白求恩的助手，有的当时是药剂师。现在，又大多成为加拿大医学界很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他们有的是乘飞机从多伦多赶来的。一位年届九旬、手持拐杖的医学界权威人士是躺在小卧车上，从几百公里外的首都渥太华赶来的。出于对白求恩的缅怀和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热情，才使老人有如此的坚韧精神，不辞辛劳，远道而来。旧友相聚，抚今追昔，分外亲切。
加拿大医学协会主席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胸脑科权威，他微笑着说：“三十年代，我和白求恩医生共事一年半。我那时新婚燕尔，正度蜜月。可是，我被白求恩医生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撇下了美丽的妻子，跟着他一起投入到连续不断的、紧张的手术之中。当时，肺病患者很多，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的妻子认为正是由于白求恩太有魅力，使她失去与丈夫欢聚的许多时间！”
他又说：“我在1935年访问苏联回来之后，曾在各种场合抨击当时加拿大政府对医疗事业和病人缺乏关心。我的批评完全是从医生角度出发的，但却被认为是红色的。白求恩自己也是如此，他是全国甚至是世界少有的中年胸外科专家，他要想成为极富有的人，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却甘心情愿放弃垂手可得的优裕生活，几乎是无代价地不断地为穷苦肺病患者动手术。由于医疗条件不佳，白求恩有时大发脾气，责怪政府。白求恩曾对我说过，这样糟的医疗条件‘是政府的可恶、政府的严重失职’。”
另一位老人说：“我曾当过白求恩的助手。三十年代，欧美和加拿大经济萧条，工人患肺病的相当多。失业的人也不少。但医疗条件很差。尽管如此，作为医生也还是应该全力施救。白求恩医生是个不计时间，不顾疲劳，拚命在手术台上工作的人。他对政府不能解决患者的保健条件极为不满，常常在手术台旁一边动着手术，一边埋怨政府无能。也许是因为对政府的不满，白求恩医生的情绪起伏很大，有时暴躁，几乎每天离不开酒，说他酗酒也是不过份的。后来，白求恩医生到中国去了，对他在中国抗日根据地所做出的贡献，他那种不计个人得失、拚命而忘我工作、几天几夜不肯下手术台的精神，我们当时就笃信不疑。不然，他就不是白求恩了。不过，听说白求恩医生到了中国的抗日根据地，一不喝酒，二不发脾气。这个突变，我们不仅是当时想不到，就是现在，仍旧弄不大明白。”
我们的回答是：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时期，酒还是喝的，脾气也是发的，但都是为了工作。当然，为抢救伤病员，几昼夜站在手术台边不停地工作则是经常的。
那位躺在车上从渥太华赶来的九十多岁的老教授，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若有所思地写上几行字。交谈间歇时，他缓缓地举起了手，要发言。他尽力坐直身子，简短而又极有条理地说：“我想谈几点：第一，白求恩医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第二点，白求恩医生喝酒，脾气大，虽不能说是完人，但酷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并为此而献身，是加拿大的英雄；第三点，他也是中国的英雄。我们组织纪念他的委员会，就是缅怀他，纪念他，宣扬他的精神，……”老先生的话，率直中不失幽默。
家庭式的漫谈极和谐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老人们谈兴不减，热诚地为中、加协商合拍故事影片《白求恩》提出意见，我们为此十分感动。他们自己挤时间，掏路费，不计劳累，真正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友谊。用一位在座的老人的话来说，是白求恩的感召，把中国人从万里之外感召来了，把这些走不动的老头子、老太太们也召来了。这是肺腑之言。老人们认为中国更了解和更热爱白求恩。他们希望加拿大能同中国一样了解完整的白求恩——加拿大和中国共有的英雄！
这次感人的聚会让人觉得白求恩同志好象也坐在我们身边似的。也许他在微笑，也许他在思索，他是热情、谦逊的。他似乎在说，他深深地怀念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