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与文学的——致《便衣警察》作者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故事的与文学的
　　——致《便衣警察》作者
　　王石
海岩，近日外出，走时带了你的那本《便衣警察》。开头有点为读而读，因是友人之作；到后来，竟看上了瘾。的确，这是一部极有吸引力的小说，而且险异不失真切，跌宕皆由情理。又因为你比较重视刻画人物，描写社会，而文笔又很真诚，所以整个作品看去气象庄重，有些篇章并写得十分动人，洋溢着诗情。
记得你曾说，不希望别人把这部作品看作一个侦察故事，因为它是写人的、是文学的。我不知你何以有这样的顾虑，但这顾虑，却使我也不安起来，不禁由此想到一些有关叙事小说的文学评价问题。
近来，许多朋友在研讨小说观念。这是件好事。观念即是看法。那么，对叙事性小说怎么看，值得思考。现在是，故事（人们一向把它看作小说的构成要素），似乎正面临“贬值”。仿佛谁再用心写故事，就有点背时似的。至于“故事性强”，在有的同志眼中，怕已经很难算是对于一件新作的褒扬之辞了。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于创作也不利。注重主体的表现，固然是人和文的觉醒，但如因此而认为故事形态的东西仅止于再现并加以轻视，就会导致片面性。文学故事作为作家主体（创意）的外化，本身便体现着作者对生活的选择、概括和理解。当然，故事亦有高低、深浅、雅俗等区别，正如非故事性的作品一样。叫人厌烦的公式化倾向，确曾使文学故事沦为装盛某种概念、政策的容器。而吞刀吐火，三角四角之类俗套，也的确败着故事的兴。批评，引以为戒，是应当的，必需的。然而“讨厌和尚，恨及袈裟”，以至见故事便摇头，则不必，也不该。叙事性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理应见容于更新着的小说观念。关键不是要不要故事，而是要什么样的故事。探究小说观念的目的是为使文学向生活与心灵的深层掘进，而不是要为小说设计时装或涂抹某种国际流行色。也许我有些守旧。我仍坚持文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外部形式。即使象福克纳那样有世界声誉的西方当代作家，也不是靠某种新样式，而是靠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深辟洞察而获得成功的。
文学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自宋代的话本起，中国的小说历来是讲究故事性的。乡间的说书艺人，敢和一台粉墨登场的大戏唱对台，可知其魅力、身手。说外国小说重写人，中国小说重写事，也不然。你看《水浒传》，《三国演义》，故事与人物就融为一体。施耐庵写故事，显然是以人物为结构重心的。这事是很难、很见功力的。你的《便衣警察》既是一部情节曲折、颇有惊险意味的侦察故事，也是若干人物生活、性格、命运的文学观照；它既是故事的，也是文学的。例如书中围绕江家窃案写出的杜卫东蒙冤、卢援朝受捕、施季虹起诉、施肖萌出庭以及周志明生疑、徐邦呈败露等一系列情节，不但头绪披纷，变故迭出，每于意外，使读者不忍释手，同时也写出了人物、人情、社情。这是你的《便衣警察》高出一般探案小说的地方。从小说创作方面看，寓人物于故事，可以说是在继承传统之中做出的新成绩。自然，其间也有脱节。周志明狱中生活的章节，孤立看相当扎实、有特色，总体看则有游离之感。既然全书的结构框架是一个首尾一贯的侦破故事，完全按下主要情节线索不使推进，就不免显出结构上的断痕。虽意在写人，但形式上总不那么严整。
听说《便衣警察》受读者欢迎。小说主要是读者的，而不只是文学家的。我们常说“可读性”，其实这个词有点不确切。小说原是读物，言小说之有可读性，正如言香烟之有可抽性，食品之有可吃性一样，近似大实话。凡小说，皆有可读性，只是层次、数量不一。我主张用“广读性”。探究小说观念，不应忽视广读性。小说旧时被看作俗物，文士们是看不起的。但也有的作家不但看重它，而且将它看作是“谐于俚耳”的东西。现在，小说、作家地位提高了，但“谐于俚耳”的思想却仍应坚持、光大。不能把小说弄成文学圈内的东西。近日看到一本书，内中援引一位国外评论家的话，说：“在意大利，现在什么人读诗？首先是诗人。诗人们互相读作品。”小说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以为，现在读者口胃变了，他们要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哲理思考。这个看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读者的实际，不敢妄测，不过，将故事与哲理对立起来，本身就不好。我看，中国的读者仍是要看故事的，要看生动的、有趣的、有容量的、聪明的故事。我相信，侦探故事只要写得好，一样出大作家。现在，我们还很少出现善于写故事的大作家，这绝对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荣。我不但希望你写出更多更好的故事，而且希望我们的名作家们也来写，为着读者的大多数，为着我国的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