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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 电影《武训传》批判
周扬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发表，引起了全国文艺界、教育界、社会科学界和一般知识界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广泛的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思想论争。因为论争的中心问题关涉到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道路：中国人民所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呢，还是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个带有重大原则性质，必须正确地加以解答的问题。
两个月来，许多同志对电影《武训传》、《武训画传》及其它一切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最近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以无可辩驳的逻辑的力量作出了关于武训问题的科学结论，并且在历史研究工作、社会调查工作和文艺批评工作的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虽然我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但现在看了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材料之后，感觉着我当时的批评是极其不够的。现在，武训的历史已经完全清楚了；但对于引起这次论争的电影《武训传》本身，却还需要就它的思想和艺术作系统的批判。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写的。
两种历史观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的传记影片。对待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不是由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的，而是由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造成的；社会的黑暗不是由于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于人民自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会，可以无需经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只需给人民以教育和文化，就可以达到新的光明的世界。因此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主要地不是劳动人民，而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们以及热心于在人民中传播“教育”“文化”的人们。这是一种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宣传这种观点就是在思想上解除群众的武装，散布幻想，叫群众发生一种错觉，以为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不经过群众的革命的方法而经过某些改良的方法就可以使他们的生活状况获得根本的改善。孙瑜在电影《武训传》中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巧妙地宣传了这种思想。他把武训的“兴学”描写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最可靠的道路。于是他就把武训——这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这个腐烂的封建文化的狂热宣传者——描写为“向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坚韧的革命战士，不，简直描写为一个神圣化了的人物：他“在云端向下界微笑，给正得着解放的本阶级劳动同伴们祝福”呢。就这样，这个历史上的反动派就成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祖先，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成了武训事业的继承者。这对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今天正站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英勇地、坚决地战斗着的中国人民，难道不是绝大的污蔑吗？这种污蔑难道是难够容忍的吗？
另一种与上述观点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既然是由生产组成的，那末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首先就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在他们每天创造物质财富的当年，不断地创造历史。特别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当新的社会力量起来和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时候，决定斗争的结局的总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或变革都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严重斗争，而不是单靠少数所谓先知先觉者所能完成的。任何英雄好汉，只有当他正确地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或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好汉。如果违背了历史的前进方向，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管他具有怎样的个人品质，怎样的才能、毅力，甚至有怎样的“奇行特操”，都只能成为可怜可笑的人物，最后终将被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中去。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来衡量和估价历史人物，这才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的文学艺术，只能歌颂那些推动历史前进，对人民有贡献的人物，而决不应歌颂历史上的反动派，或对人民毫无贡献的人物。我们特别尊重自己民族的革命传统，我们要把人民今天的斗争和过去的革命传统正确地连结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容忍对人民革命传统的任何歪曲或侮蔑。许多同志批评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错误文章，主要地就都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的。这是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
人民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反人民、反科学的历史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区别。
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在两者之间，他们虽承认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对这种作用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估计往往是不足的。又由于他们个人的出身和教养，他们在解释具体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时候，往往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的力量看得高于群众的力量，而特别有兴趣于个人的奋斗和成就，甚至个别的所谓“奇人奇事”。这和中国工业不发达，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小资产阶级众多，文化落后的状况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形成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盲目赞扬者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盲目赞扬武训和《武训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受了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的欺骗，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宣传恰好乘了他们缺乏历史观点和缺乏群众观点的弱点，投合了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和心理。这就是为什么在武训的真面目已经被揭露之后，还有一些人要找各种理由为武训辩护，有些人甚至在理性上否定了武训，在感情上还是同情他。
那末，究竟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有些什么地方那么迷惑人呢？
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迷惑人的地方在哪里？
武训并不是历史上的什么重要人物，他不过是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的各色各样的奴才之一，但他却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带有特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奴才。电影《武训传》就以历史的伪造和艺术的渲染把他描画成一个革命人物和民族英雄。于是一具封建僵尸穿上了革命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人民的行列，在人民当中散布毒素。因此我们要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就必须揭露武训的真实面目。许多批评者从各方面进行了这个揭露的工作，而武训历史调查团则更作了一个关于武训的全面的、彻底的揭露。
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有它迷惑人的地方。自然，许多人被迷惑，还不只是因为对武训历史真相不明了的原故，而主要的，是由于缺乏以马列主义观点辨别事物的能力。
武训出身贫农，从乞丐变为高利贷者兼地主，他一生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寄生者、剥削者的历史。根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在武训的整个一生中，他只有过一年多时间的劳动，而且他所从事的又只是一些铡草、推磨之类的比较轻微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在他的行乞生活中虽然有时也仍做些铡草、推磨的工作，但那已不过是他行乞生活中的一种点缀，或者如同他的变戏法一样，是行乞的一种节目而已。他事实上已经完全脱出了农民阶级的轨道，而成为了一个职业的乞丐，并且是一个耍着各种无赖手段的恶丐。电影《武训传》却把他描写为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子，特别强调他的终生劳动，说他“除去在破庙里睡着了的时间以外，他的两手从不休息”，这样就把他的生活的堕落的寄生的性质掩盖起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用科学的、阶级的观点观察问题的话，那末，乞丐所属的游民阶层是和工人农民真正劳动阶级不相干的。游民是寄生者，又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他们很容易变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讲了的。事实上历来反动统治者也总是从游民阶层中去物色、培养和提拔他的走狗的。武训的历史道路，也恰巧证明了这条真理。武训不是一个普通乞丐，而是一个打着“兴学”旗帜的政治乞丐。他有了这个旗帜，不但行乞方便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找着了和封建统治阶级通气的门路。他果然得到了豪绅地主官吏的赞助和支持，使他办起了所谓“义学”，他自己也成为了地主兼高利贷者。但他和普通地主是不一样的。他虽然已经是一个三百多亩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以超过当时最高标准的利率放债，但是他的土地名义上是学田，而他的收租放债又都假“兴学”之名以行，因而就在世人眼中掩盖了他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剥削者的身份。封建地主原是各式各样的：有庙田所有者的宗教地主，与武训合作办第二所“义学”的了证和尚就属于这一类地主；也有学田及其它公田所有者的政治地主，武训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地主。武训打着“兴学”旗帜，凭仗着地主豪绅官僚的势力，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高利贷资本，放肆地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剥削。当地的贫苦农民叫武训为“财迷”。武训的剥削行为，就在赞扬他的许多传记里，也不能不透露一些出来，但在电影里却完全被掩盖了。武训对家庭所表示的态度：“我的事，你别管，兄弟分家不相干”，“不顾亲，不顾故”，“亲戚朋友断个净”，并不是如一些武训赞扬者所说的那样，表现了武训在亲属关系上的大公无私，而恰是表现了作为地主兼高利贷者的武训在对农民（包括他自己的亲兄弟在内）的剥削关系上的冷酷和坚决。这可以看做是武训背叛他所出身的农民阶级而投降地主阶级的决心书。从此，武训交上了娄峻岭、杨树坊、施善政之流的大豪绅地主恶霸，而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宾。
武训的利害还在于他虽然成了地主兼高利贷者，却始终穿着乞丐的衣服，并在行乞与强化布施中继续使用各种无赖的手段，他成为一个穿着乞丐衣服的流氓政治地主。因为如果脱下这衣服，他的欺骗作用就要失去，至少要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确定一个人的阶级成份的时候，不根据一个人表面的生活形态，而只根据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话，那末，对于武训的鉴定除了他是地主兼高利贷者这个结论之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其它的结论了。
武训的更迷惑人的地方，是他的“兴学”的事迹。武训的“兴学”，加上他的印发善书，奖励节孝等等，本来完全是宣传最反动的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死心塌地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是电影《武训传》却把他的“兴学”描写成反对封建地主统治，为农民求解放的义举。武训被描写成了“脑筋一点也不封建”，而且“坚韧地、百折不挠地和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革命英雄。这是一个绝大的诳骗。“兴学”的口号是能够骗人的，不但在武训生前，而且就在他死后的今天，这个口号还有迷惑人的力量。
“办教育总是好事”，许多武训的拥护者和同情者这样说，好像否定武训就是轻视教育似的。我们应当重视教育，但不应当把教育看成超阶级、超政治的。斯大林同志在《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能是依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为转移的。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显的，只要不是最愚蠢的人，都可以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我并不轻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的，我更侧重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那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各色各样的。”
事实很清楚，武训所办的“义学”是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的。兴办“义学”，并不是武训的什么创举。早在清初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就在各地办了许多“义学”。那位一只手血淋淋地镇压农民革命，另一只手提拔武训的山东巡抚张曜就是“义学”的积极提倡者。那末这种所谓“义学”，究竟是“打击谁”，是打击地主，还是打击农民的呢，由这种“义学”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究竟是拥护农民利益的，还是拥护地主利益的呢，难道不是一眼可以判断出来的吗？武训自己也唱了：“坏人多，好人少，办个义学错不了。”武训的“兴学”就正是迎合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笼络人心的反动政策，因而“义学”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统治阶级并使自己也爬上地主阶级行列中去的政治资本。
“在封建社会里，只能办封建教育，不能苛责武训。”武训的拥护者和同情者又这样拥护着说，好像否定武训就是否定一切过去时代的教育似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并且承认教育在各个历史时代中的一定作用，而新教育又正是从旧教育发展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要将武训和陶行知相区别，而且也要将武训和孔子相区别。陶行知的道路是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展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教育学说中有不少观念论的因素，这是他的思想上的弱点。他错误地赞扬武训就正是他的这种思想上的弱点的表现之一。但就他整个的政治倾向和他在晚年努力使他的教育活动的内容革命化的事实来说，他无疑地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教育家之一。武训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孔子是封建社会的伟大的教育家；他与武训不同，不只因为他生在二千多年前正当封建制度兴盛，封建文化放出灿烂异彩的时代，而武训所处的时代，则是封建统治基础已面临最后崩溃，而作为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的封建文化已腐烂到丧失任何生命力的时代；而且也因为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上有卓越的贡献，而武训则不过是以“兴学”做幌子，对教育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一个骗子而已。有些教育工作者把武训这样一个人物放在教育史上和陶行知、孔子并列，甚至高过陶行知、孔子的地位，这实在是教育界的一件耻辱的事情。
“武训为穷孩子‘兴学’，他的动机总是好的。”这是为武训辩护的一个最普遍、最动听的理由了。电影《武训传》就肆意渲染了武训为着穷孩子的一片苦心。
武训的动机是否真是为穷孩子“兴学”，这就不能单单根据武训所打出的“兴个义学为贫寒”的招牌，而要具体考察武训所办的“义学”的实际内容和效果。
本来，武训的“义学”，不论是从经费来源、教学内容，学生成份来说，都是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的。电影《武训传》却偏偏要说成是在武训死后才被地主们抢过去的。武训的兴学本来是以“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为号召的，电影却捏造一些这样相反的场面：武训听到学生读“学而优则仕”，他的内心那样地感到彷徨和痛苦；他流着泪再三叮咛他的学生：“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能忘记咱们穷人！”最后他又那样充满信心地说：“我不能休息！不等到每一个穷孩子都有书念，都有饭吃的时候……我是不会休息的。”这一切描写无非是要叫观众相信，不管“义学”的客观效果如何，武训的一颗赤热的心始终是为穷孩子的，为着农民的。事实真是这样吗？只消举出一个材料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了。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武训所办的第一所学校“崇贤义塾”，头七年，根本没有蒙学，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全都是地主富农商人子弟，贫苦农民子弟是入不了经班的。武训的心如果真是为穷孩子，那末，七年之久，他的学校中没有穷孩子，他难道看不见吗？很显然，他的心中是根本没有什么穷孩子的地位的。
动机本来是主观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变为行动而发生客观效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根据和可能检验他的动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检验主观愿望的标准，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而效果的好坏则是以对人民有利或有害为标准的。为人民的动机与有利于人民的效果，必须统一起来。一个人的动机如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末，他就必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采取对人民十分负责的态度，而一当他发现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于人民不利的时候，他就立刻加以改正。一个人能否揭露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这是检验他的动机是否真好的最重要的标准。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使为人民的动机与有利于人民的效果统一起来的最可靠的良好的方法。凡是观察事情不从唯物的、群众的观点出发而从唯心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人，总是喜欢片面地强调动机，而忽视效果。凡是不愿或不肯认真地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又总是喜欢拿“动机”来做挡箭牌。
电影《武训传》及一切武训宣传者都特别歌颂了武训的精神，什么“三十年如一日”啦，“忘我精神”啦，“毅力”啦，“苦行”啦，在电影《武训传》中，更把武训的精神和马列主义者所主张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混同起来。从这里，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最迷惑人的效果。
人们同情着和赞叹着武训的苦行。但是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苦行只不过是变戏法的讹诈手段（如吃五毒、吃瓦片、喝脏水等）和磕头下跪的奴隶行为的混合罢了，至于吃粗粮、宿破庙、不娶妻等等，姑无论武训的实际行为是否如此，这些事实本身又算得了什么苦行呢？如果这些都叫苦行，那么全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不是更大的苦行者吗？
马列主义者是反对个人苦行的，这不只是因为苦行违反人的生活的自然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苦行不但不能解除或减轻群众的苦难，反而加深群众的苦难。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每天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苦得够了，不再需要什么苦行，他们所渴望的是及早地尽可能地解除或减轻自己的痛苦。只有少数吃饱了饭，活得无聊的人才提倡苦行，从别人受苦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只有反动的艺术家，才把被压迫人类的痛苦加以美化。
不错，我们从来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我们决不是为吃苦而吃苦，更不是以自苦为乐，而是为了要把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解放出来，引导他们到幸福的生活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崇高的目的；正是被这个目的所鼓舞，我们才能够经受得起一切痛苦和磨难的考验，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艰苦奋斗是跟任何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牺牲生命的所谓“苦行”完全不同或完全相反的。正是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反动统治者既不宣传整个劳动人民的痛苦，更不宣传革命家的牺牲，却愿意宣传那种对统治者无害因而统治者也无须去加害的以“苦行”招摇的个人。不少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经历过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群众斗争的大风雨，总是不能完全体味群众苦难的深沉和群众斗争的伟大，而只醉心于各式各样的个人的苦行及其成功，他们不知道任何个人脱离群众就要成为没有力量的，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成就。
电影《武训传》特别强调武训具有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孙瑜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说：“鲁迅先生的这一名言自始至终地都写在我的剧本上。”但是在事实上，武训并没有向劳动人民俯首，更没有成为劳动人民的“牛”，相反，他只是要求“孺子甘为俯首牛”，向地主阶级俯首，也向武训本人俯首。而且，鲁迅的诗是两句，他的上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孙瑜却故意隐瞒了。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对人民的敌人，即使是最凶恶的敌人，决不低头。这就是鲁迅的这两句名诗的不可分的含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己要和，对敌要狠。”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者，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完整的观念。武训宣传者，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庸俗化了，割掉了它的阶级的革命的内容。“为人民服务”，第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阶级内容的，充满战斗性的口号。不能笼统地来看人民，而必须分析人民这一概念中是包含了几个阶级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为工农群众服务，因为他们构成人民中的最大多数；他们是生产者，而工人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第二，为人民服务，必须对人民的各种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帮助人民打倒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派，清除反动派在人民中间所散布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这样地描写着鲁迅的性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又这样描写了一个真正革命者所应当具备的气概：“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鲁迅式的顽强性格，武松景阳冈打虎的勇敢精神。任何场合，我们都是反对对敌人磕头的；那是一种下贱的、奴隶式的叛徒的行为。“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的口号必须和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服务精神区别开来。
为历来武训宣传者们所颂扬的武训一生的主要事迹，就是“行乞”“兴学”和“苦行”，电影《武训传》就把这些本来是落后的，反动的，但尚能迷惑的人事迹再加上一层更迷惑人的、前进的革命的外衣，于是“行乞”变成劳动，“兴学”变成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斗争，“苦行”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把武训这样地理想化了之后，孙瑜先生还说他对武训是用“批判的眼光”来描写的，他把历史的修改说成历史的批判；把对武训的巧妙的歌颂说成批评。他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说：“除了歌颂武训的忘我精神以作服务人民的榜样之外，影片里批评了他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既然是“个人英雄主义”，为什么又有可以作服务人民的榜样的“忘我精神”呢？这两者难道可以并存，可以相通吗？作者在这段话里如果不是说了双层的假话就是陷进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武训所走的并不是什么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而是十足的投降主义和奴才主义的道路；第二，作者在影片中并没有批评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大大地鼓吹了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武训传》电影主题的反动性主要也就在这里。
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
关于武训的反动宣传都是有它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
反动统治者，从满清王朝到蒋介石，他们如出一辙地先后表扬武训，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武训正是适合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褒扬武训，都是在他们感到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满清朝廷准给武训“乐善好施”字样，作为旌奖，是在一八八八年，正当太平天国之后二十四年，辛亥革命之前二十三年，那时封建秩序遭受了农民大革命浪潮的冲击，正迅速地开始瓦解，而农民大革命正成了迎接历史新时代的先声。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三四年发动武训九十七周诞辰纪念的运动，蒋介石特为从当时反革命军事中心地的南昌行营给武训纪念题字，以及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由林森、孔祥熙、何键、陈立夫会签正式颁布褒扬武训的命令，正是在全国人民走向抗日高潮，人民革命力量经过曲折向前发展的时候。这说明了：反动统治者到了自己快要灭亡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掉在水里一样，抓住一切浮在水上、能够抓到手的东西来挽救自己的覆没，武训就是在农民革命浪潮中卷起的渣滓而被反动统治者当作宝贝抓住的。
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自己英勇的、顽强的、坚决的斗争推翻了内外压迫者，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所表扬的武训在新中国人民中应当再没有他的地位了。为什么关于武训的宣传不但没有敛迹，反而盛行起来呢？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表现，这些思想在今天中国还有它的市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资产阶级一方面不满意这个统治的专横残暴，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并且害怕群众的力量，因此就不敢向反动统治阶级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时常企图寻找一个可以不经过斗争而得到改良的局面。
陶行知晚年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在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性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但他们中间却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已经或正在死亡的旧制度、旧事物时常感到惋惜和留恋，而对于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怀疑，对于人民革命更深入的发展则流露出彷徨恐惧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必须和资产阶级破坏或妨碍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肃清其在人民内部，特别是在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共产党员中的影响。在每个比较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必须反对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否则斗争就不能胜利前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们首先反对了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土地改革中首先反对了“和平分田”的思想；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首先反对了“宽大无边”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之一。
电影借武训的所谓“行乞兴学”的事迹用艺术的力量宣传了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不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不破坏旧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既然人民只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了。
电影中花了一千尺以上胶片来表现的武训做梦的场面（孙瑜电影小说《武训传》中的所谓《狂想三部曲》）正是表现了作者的主题思想的。
作者在这幻梦和狂想中，描绘着人类社会的历史：
“呻吟辗转在脚底、在长鞭的尖端，流汗、流血的是万千的农民……像牛像马在染血的重枷铁链下沉重的拉着犁，推着磨……”
“巨磨张着大嘴吞噬着无数的生命……血流成了红河；骨肉压榨成粘滞的酱……劳苦的人群世世代代地永远转不出那黑暗痛苦的轮回……张举人的狞笑，忽然间把巨磨变成大石砚，黑墨磨动时溅出毒汁，飞洒在大群‘文盲’的眼睛里……”
“男、女、老的、小的……伸着手，扶着杖，用力睁着他们的看不见事物的双眼，在人的‘奈何桥’上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走，左边是陡削的悬崖，右边是无底的深渊，后面有张举人拿着尖刀的笔；赵熊、魏俊披头散发，举起大笔和巨墨在驱赶，前面的独木桥下刮起阵阵的阴风和凄厉的哀号……。”
“‘你们这些不识字的畜生，’举人魔鬼在笑喊，‘你们这些睁眼瞎子！我把你们都打下苦海，叫你们永世不能翻身！哈哈……’”（电影小说：《武训传》一○一页）
原来，农民的痛苦生活并不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而只是由于农民被地主阶级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农民自己没有文化，不识字，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事物”。那末有什么办法“翻身”呢？就只有“学文化”了。
当武训在梦中听到义学的时候，他狂喜得大叫起来：“这不是从地底飞上了天吗？……”他举臂高呼：“穷孩子们，快跟我念书去！”武训从这个快乐的梦中惊醒，张目四望，就“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不识字的，活该入地狱，念了书可以上天堂。这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中心思想。“念了书才可以多知道世上的事情；才可以找着过好日子的道路。……”这一段被作者形容为“包含着渊博的智慧”的老师的言语，难道不正是作者自己心中的言语，作者自己的思想吗？
这种思想倒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
列宁早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论我国革命》的一文中，就在关于文化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那些“怯懦畏缩的改良主义者”的老爷们，他们死咬着实行社会主义一定要先有相当文化水平，列宁尖锐地反驳说：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造成这个相当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即首先驱逐地主和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向社会主义前进呢？他在同一年所写的有名的《论合作制》一文中，也说在革命以前，工作重心只能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和夺取政权上面，而只有在革命以后，工作重心才能移到和平的广泛的文化建设的事业上来。当然列宁是正确的。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过：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当然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中国革命的经验就是这样的：首先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在广大农村中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在这个根据地上面逐步地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现在，由于中国人民的全国性的胜利，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实行，农民的文化获得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迅速的广大的发展。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预言的，“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在历史上曾经比欧洲其它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沙皇俄国和一个在古代有过灿烂的文化，但在近代落伍了，文化落后，文盲特别众多的中国，正是西方和东方的这两个国家，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大胜利。苏联现在不但成了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正站在全人类文化的最高峰，指引世界人民前进的方向；新中国的新的人民的文化正在突飞猛进之中。道理是很简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革命创造了人民文化无限发展的前提。
不错，孙瑜先生在《我怎样表现武训的〈梦〉》一文中说了：“单凭念书而不革命，不夺取政权，穷人受压迫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但是，第一，一个艺术家的口头上的表白，和他在艺术作品中所实际表现的有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作者的更真实的思想和情感，读者又是只能从作品出发来判断作者的；第二，社会民主党也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也好，他们一般地在口头上都不否定革命，他们倒是装出十分爱护革命的样子，他们说群众要革命，先要有文化，这样从实际上来否定革命。电影《武训传》，正是宣传了这种错误思想。
电影《武训传》写了以武训为代表的“义学”运动，同时也写了以周大为代表的农民革命，用作者的话，叫做“一武一文”，互相配合。但是这不但没有能够挽救，而且更加深了电影《武训传》主题思想的错误。武训和周大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捏造，因为很显然地，反动派和革命派之间是不可能建立那样的友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的。作者在这里不过是以周大作武训的反衬，以夸大农民武装斗争的失败的和弱点的一面，来衬托出武训精神的伟大和他的兴学事业的至少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这样，就使电影《武训传》主题的反动性更加明显了。
武训生长在中国农民革命浪潮起伏的时期；山东多年都是捻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就在他所出生的山东堂邑就有过农民武装起义。一八六○年，在堂邑柳林镇距武训的村子武庄不过七里地的另一个叫做小刘贯庄的村子里，爆发了以著名的宋景诗为首的农民起义。距武庄五里地的柳林镇则是地主反革命武装的堡垒。柳林的民团是最凶恶、最顽固的；团长不是别人、正是支持武训办成第一所义学、在电影中被描写为“开明士绅”的柳林地主杨树坊的叔父杨鸣谦，杨鸣谦被宋景诗打死后不久，就由杨树坊继承了他叔父的这个反革命的民团团长的职务。宋景诗活动的期间，正当武训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没有投奔宋景诗，却投奔了杨树坊，他就这样选择了他的反革命的道路。据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当地年老农民至今怀念着他们当年革命的领袖，一提起宋景诗便眉飞色舞，讲得津津有味，而一提到武训，便表示没有兴趣和冷淡。这就可以看出农民阶级的真实感情，他们的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我们当然不知道电影中的周大是否影射宋景诗，但是，无论如何，电影中的周大或实有其人的宋景诗和武训之间，除了农民和地主、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关系之外，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关系的。
电影《武训传》对农民革命给与了极大的污蔑。它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歪曲地描写为只是烧杀。请看下面的叙述和对话：
“‘呃，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中，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明末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有多大的用处？”
“‘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说行了……’武训迟疑地说：‘周大爷，我还是打算讨饭积钱修义学……’”（电影小说：《武训传》一三五—一三六页。）
而当最后一次武训与周大见面时，武训又一次说“单凭杀就行吗？……那么多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周大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他绉眉恨恨地说：‘可惜咱们就是少一个好的头领给咱们好好地带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宝座就忘记了咱穷人！……’”（仝上，一六九—一七○页）
这不是什么正确的历史的批判，而恰是充分表露了作者对农民革命的一种消极的失败主义的看法和情绪。太平军和当时的其它农民革命虽然以失败来结束，但正是历史上几百次农民革命战争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变动了社会的相互关系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因而多少改善了农民自己的生活地位。毛泽东同志就极高地评价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只有这种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因此并不能因为农民战争的失败而降低或甚至抹杀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中国农民在历次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决精神和英勇气概，则永远值得后人的歌颂。电影末尾，作者借女教师的口对农民革命作了这样的一个总的评价：“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这样，就把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看成不过一种无组织的、盲目的个人报复行动罢了。这对中国农民战争，难道不是一种极大的污蔑吗？
人们也许要说，无论如何，电影揭露了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揭露了以张举人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的罪恶。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封建地主统治作为一种阻碍历史前进的社会制度来加以否定，而只是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地主中张举人之类的凶恶的人物，但是另一方面却歌颂了实际上同样凶恶的反动地主杨树坊之流，把他描写成“德高望重”的“贤明士绅”；另一个地主郭芬则简直被描写成了农民利益的热烈拥护者，请听他指责张举人的话：“难道你忘了：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从庄稼人身上刮来的吗？”这哪里是地主的说话，简直是革命宣传家的语言了！更奇怪的是他的这一席话，竟博得了在座的除了张举人一人而外所有地主的赞赏。电影关于他的演说的效果是这样描写的：
“激昂正义的呼声，像黄钟大吕响彻了大厅。武训怔怔地抬起昏花的眼，望着那年青的正义维护者。”
“软坐在地上的武训，耳听着满厅里嗟叹赞许的声音，眼望着四下捐地捐钱的景象，兴奋、感激、惊讶，使他说不出话来。他被扶起，两行热泪像泉水般从脸上淌了下来。……”（电影小说：《武训传》第一六一—一六二页）
好一首对地主阶级的颂歌！既然作者是把武训当作“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和封建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的农民英雄来描写的，那末，可怜可怜，这位农民英雄在这群地主们面前竟是如此渺小，如此卑微，对于地主们的仁慈，如此地感激涕零呵！在这里，作者不是暴露地主而是歌颂地主，不是宣传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宣传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合作，这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⑶⑵）
电影中的主题歌《武训赞》，一方面歌颂武训个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另一方面诅咒时代：“世风何薄，大陆日沉”。即使作者诅咒的是过去的时代，这种诅咒也是错误的。所谓“世风”并不是统一的，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世风”，也有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世风”。武训受到了封建统治者从满清皇帝到当地官僚地主的一致的宠爱，他所办的“义学”又得到了他们的那样表扬和支持，那末，就封建统治阶级对武训个人的关系来说，这个“世风”不算薄了。但是广大农民是不拥护武训的事业的，他们唾弃武训那种在封建统治者面前卑躬屈膝的无耻的、下贱的叛变行为，而以自己坚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武训时代的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就是破坏封建社会秩序的大“世风”。代表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满清反动统治正面临最后死亡的命运。只有不从农民的立场而从封建地主的立场，不从人民的立场而从人民压迫者的立场来观察问题的人，才能有“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想法和感觉。对于一个农民大革命的时代，更不用说对于今天人民大革命已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时代，发生“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感叹，正是表露在历史的前进的、革命的、创造的力量面前一种没落阶级的情绪，表现对已经或快要死亡的旧事物、旧思想的惋惜和留恋，和对于正在诞生、成长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敌视和恐惧。紧接“世风何薄、大陆日沉”的下面两句是“谁启我愚，谁济我贫”，好像能够启发农民的觉悟，改变农民的贫穷状况的，只有“千古一人”的武训，而并不是农民自己起来斗争，经过斗争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贫穷状况，并在斗争中一步步提高自己的觉悟。这样一方面对武训的歌颂就达到了另一方面对农民革命的抹杀、歪曲和污蔑的目的。
“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
武训本来是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之一，电影却要将他描写成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质”的人物，这就需要艺术上的粉饰和欺骗。但是艺术什么时候都应当是现实之真实的反映，艺术的力量主要就在它的真实性；因此，不管作者费尽多少心机，仍然掩盖不住武训形象的虚伪和丑恶。
电影首先把武训写成劳动人民中的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最容易博得一般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观众的同情的。电影塑造了少年武训的形象：“那么的诚实、腼腆、吃苦耐劳、瘦长的个子”，“一付半傻气，半忠实的脸”。（实际上的武训则是虚伪、厚颜、不好劳动，“腰有案板那么粗”的壮实的人）。这个诚实的青年，就因为他为人老实而总是被人欺负坑骗。但他却有他的一套哲学，也就是作者的所谓“乐天的幽默人生观”，实际就是作者的哲学。
当小桃，那个在电影中比较可爱的人物，不平地对武训说：
“你干啥专做那些顶脏顶沉顶苦的活？”“别人看你老实，都往你一个人头上推。”
武训怎么回答呢？
“顶脏顶沉顶苦的活，总得有人做呀！”他像一个慈悲为怀的佛学家在说，“我不做，谁做呢？”（电影小说：《武训传》第六六页）
当又一次小桃劝武训不要相信张举人并批评他“太老实”的时候，武训回答道：“可是我做事总得凭良心……”。作者在这里作了一个肯定性的评语：“忠实的人永远都是忠实的——谁能够说：人不应该忠实呢？”（同上，第七三页）
就这样，作者不但虚构了少年武训的舍命劳动的图画，而且把他的这种奴隶式的劳动态度和对封建地主的盲目忠诚加以美化，比作佛的慈悲心肠，看做一个人应当具有的忠实的品质。这正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作家描写劳动人民惯用的观点和写法。
电影描写了武训第一次见地主张举人的场面：武训如何自惭形秽地把他那露出大趾头来的左脚窘急地移藏在右脚的后面去，一面掸着破袍上的尘土；听见钱妈叫“过来！”又如何在惊慌中一跤仆倒在地上，并把钱妈错认做太太双膝跪在她面前，连呼“老太太”；而当听见周大叫了一声“老爷”，他又如何双膝吓得发颤，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这也许倒是“义学症，没火性”的武训的少年时代的真实画像，这是天生的软骨头、奴才相。他一生中的所谓“行乞兴学”就把他的这种奴才相加上流氓性充分发挥出来了。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奴才当作劳动人民的典型，当作民族英雄来加以歌颂，这是每一个爱国的观众所不能容忍的。
当观众看到武训头上左边蓄着一条四寸长的小辫，肩上背着布褡，手上提着铜瓢，嘴里义学长义学短地咕噜着，见人叩头作揖的时候，特别看到他跪在地上，敞着衣襟，用拳自捶着胸口喊着：“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的时候，许多爱国的观众就都为这个污辱劳动人民、污辱中国民族的丑恶形象所激怒了。就是盲目崇拜武训的观众也不能不为这个丑恶的下贱的形象而感到不安了。
赵丹在《我怎样演武训》一文中说了他创造武训这个形象的一段颇堪玩味的经验。他们特地到了山东武训的故乡去搜集材料。他找到了“几个所谓武训的后辈或徒弟，其中有一位简直以武训第二自居”，但这些人却使赵丹大大地失望了。他这样地描写着他对他们的印象：“这一批武训事业的‘承继者’，使得我厌恶，害怕，其为名利熏心的庸俗气，借行乞兴学为幌子的不事劳动的二流子，几乎连最起码庄稼人的气味都失掉了。我觉得这些人物是会伤害了真正武训气质的”。这里，赵丹本来找到了理解“真正武训气质”的锁链，但他却把它远远地抛开了，这是因为他不敢正视现实，发掘历史，他的创作态度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的缘故。他完全离开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他叙述他在当地“交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庄稼人，一个是武训师范校长的小儿子，一个是学校里养的一匹小骡子。”这三个朋友，就大大帮助了我们的艺术家的创造的工作。他说：“这一切似乎都与武训无关，但从这朴实的、淳厚的、人民的形象中，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中我看见了武训的影子。”亲爱的作者呵，你什么时候从小骡子身上发现了“人民的”形象和那种“真善真爱”的感情？你眼中的劳动人民，你们所常常那么赞扬的所谓劳动人民的“朴实”、“淳厚”等等，难道就是这种样子吗？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就是惯于这样去“表现”和“歌颂”劳动人民的呵！
因此，电影《武训传》虽然是歌颂武训的，却仍然没有能够创造出武训的什么可爱的形象来。
那末，究竟又有什么东西使得武训这个本来应当引起观众的憎恶和鄙视的形象竟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同情和崇敬呢？
关键还不只是在于作者把武训描写为被损害、被侮辱，到处下跪求人，值得同情和怜悯的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把武训的到处磕头下跪的卑贱行为和他的所谓“为穷孩子兴学”的高尚理想与所谓“三十年如一日”的毅力结合起来，于是一个封建奴才的滑稽小丑变成了凭自己一人的力量终生反抗封建压迫的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因而就很容易地赢得了许多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观众的赞赏和尊敬。
要使小丑变成英雄，不但需要艺术上的巧妙安排，而且需要理论上的解说。请听一听《武训传》作者孙瑜先生的充满“哲学”意味的议论罢。
“逗得世上的人笑了——究竟比叫世人流泪好得多。
于是武训就这样勇敢地选择了他自己能力范围里的一条路，以小丑的姿态出现在百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街头，准备接受任何的艰苦和笑骂，想凭他个人的悲剧性的反抗，替穷人争一口气，为下一代的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从他的含泪的笑眼里，我们看出了武训——劳动人民的儿子——对他同命运的无产阶级（？？—引用者）一种真挚的、农民的无比的热爱。”（电影小说：《武训传》第一一五页）
电影《武训传》极力地渲染了他的个人反抗的悲剧性，正在这个悲剧性中，对个人奋斗和个人英雄主义作了最大的歌颂。他把武训故意描写为五岁丧父，七岁丧母的孤儿，一方面引起观众对孤儿命运易于引起的同情，另一方面好叫他从小就养成孤独的坚强性格，长大以后做出惊人的事业。他特意地穿插了一个对武训一生具有那样重大意义的带有象征味道的不倒翁：
“不倒翁，不倒翁，
总在笑，总在冲，
扳也扳不倒，
摔也不喊痛。”
好像武训就是这样一个不倒翁，他为实现自己“兴学”的理想而坚韧地、百折不挠地奋斗一生，跌倒了，又爬起来。兴学成为武训的一生中的“美梦”、“美丽的理想”。这个“美梦”和“理想”最后终于实现了。小桃，在影片中是除了周大之外唯一有反抗性的人物，但作者却让她那样早地夭折。她的死与其说是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迫害，更不如说是由于她作了武训的理想的殉道者。她戴上她娘留给她的一朵红花死去。她的悲惨的死被美化了，这样，就无形之中大大削弱了由于她的死而必然引起的对封建地主制度的仇恨。
“人可以为一个美丽的理想快乐地死去，或者艰苦地活着的”，《武训传》作者这样写着。于是小桃的悲惨地死去，和武训的屈辱地活着，就都找着了最高尚的理由。
武训就这样被描写成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走的是一条很苦很苦的路，也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一个“肩背布褡，手提铜瓢，在北方原野上迟缓地、但是坚定地走着”的孤独者的形象就庄严神圣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观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众的感动和崇敬。
赵丹正是按照编剧者的这个企图和他自己个人的心境来扮演了武训这个角色。他在上述的《我怎样演武训》的文章中，作了关于他的心情的忠实的自白：
“……出狱后生活与工作都与时代形成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同时又加上年青人之不甘屈服的崛强性，一面急于要回到现实斗争的生活中来，一面却又不知从何着手（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基于这些错综痛苦的心境，找着了这位武训先生，就像找着一位知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一样；我想我是有理由拥抱着他放声痛哭的。当时我简直觉得只有我才能完全了解他……也只有我才知道当一个人傻气地为着真理正义进行每种事业而不被人们所理解，反之或加以诋毁讥讽时的心理的凄楚和寒冷的滋味呵！……我自感孤独……”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有和群众结合的时候总是表现脆弱的。在革命形势前进或后退的关头，他们都时常要发生彷徨的感觉，他们意识到自己和时代与人民的距离而感到寂寞孤独，他们抱怨别人不理解自己，仿佛自己心中不知有多少委屈，甚至觉得革命是只有傻子才干的事情。他们在感到自己脆弱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持。或者是，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中，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吸取力量；这个力量是无穷的；或者是，从个人主义的哲学和个人的奋斗中去寻找救助和鼓励，这就将引导人们走上脱离群众反对群众的道路。电影《武训传》通过武训向观众指引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
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严重的，孙瑜先生应当有勇气承认并揭露这个错误，并在自己以后的艺术行动中改正这个错误。这是真正人民的艺术工作者对于人民应有的起码的责任。
作者按：本文中凡有引号的字句未注明或说明出处者均引自孙瑜所著电影小说《武训传》。电影《武训传》与电影小说是一致的，但小说中许多为电影所不可能有的叙述和议论，却更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