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历史调查记》解决了思想问题——记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武训历史调查记》解决了思想问题
——记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编者按：《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各地广大读者的注意。东北日报最近邀请了沈阳市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座谈他们读了这一调查记后的感想和收获。本文便是这次座谈会上的记录。
武训兴学的动机根本不是好的
与会者一致反映，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许多人未能真正在思想上解决的问题是关于武训兴学动机的问题。沈阳市立三经路完小教师沈玉红反映：有的人虽也承认他的“义学”实际上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但却认为武训兴学的动机是好的。有人说他动机也是坏的，但却缺乏足够的根据。而且有人认为武训兴学动机好，而就原谅了他的土地剥削与高利贷剥削，认为“不管怎样剥削劳动人民，但他的目的是为了穷孩子。”在说到《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三经路完小教师铁广安说：“我们学校关于武训兴学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天，但总感到他的动机是好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以前，我们有些人觉得，在当时，武训的动机可能是有为了穷孩子的。他在二十一岁以前，为人抗活，可能因为受了地主的压迫和欺侮，所以想到要兴学。虽然没有去革命，但他总是想解决穷人的问题，还有一些反抗的意识，”现在，充分的历史事实，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首先，武训是否一开始就有“兴义学”的动机呢？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姚振先说：“从《武训历史调查记》上看得到，武训根本没有为穷孩子办学的动机。他一开始就是不事劳动的大流氓，只是因为年轻力壮不易乞讨，才决定打起‘兴学’的招牌。以后，靠土地剥削和放高利贷有了钱了，但他也并未真的去办义学。只是后来被地主郭芬所逼，才弄假成真办了一所‘崇贤义塾’。”沈阳市立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说：“从他（指武训）打起兴学的招牌到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办成，中间过了三十年，如果真是‘为穷孩子办义学’，为什么一定要到三十年后，有了许多许多钱时才来办？而三十年中，武训不办义学，却在那儿高利盘剥劳动人民。”第二，史实证明武训办“义学”并不是不为名利，而恰恰是为名为利。铁广安说：“武训得到了‘乐善好施’的匾额后，抬着游街几天，可见他是好名的。”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姚振先说：“武训是好名的，他晚年很担心不能给他修祠堂。”第三，武训的“义学”里并没有穷孩子。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说：“武训的‘义学’里尽是些秀才。我知道旧社会里的秀才多是些游手好闲鱼肉人民的人。至于蒙班，是在‘崇贤义塾’办了八年之后才办的，而学生中也只有两名是劳动者的子弟，其余都是商人和比较有钱的人。”
武训的“苦行”是好的吗？
许多人曾为武训的所谓“苦行”所迷惑。如沈阳市立三经路完小教师沈玉红说：“我们过去总觉得他的苦行是好的，虽然他剥削，到处搞钱，但总是为了穷孩子。”但是，调查记揭穿了武训兴学的幌子，某些人的迷惑也解除了。沈玉红说：“武训的‘行乞’是种流氓、游民的行径，是因为‘抗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而后来，他已不是‘行乞’，却是大地主和高利贷经营者。”沈阳市立第三中学教师徐文平说：“武训三十年并不都是‘行乞’，而他‘行乞’时是恶要，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后来更出入豪绅、地主、官僚的门庭，和他们勾搭一起剥削劳苦人民，他的行乞‘苦行’，都是骗人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他（指武训）的苦行是为了自己向上爬的流氓手段。”
武训是否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六中教师钱德润说他过去认为：“武训生活的时代限制了他，他不懂得什么叫唯物主义，能够兴学，已是较好的了。”文工团曹汀同志也说：“过去有人以为，武训没有想到革命，而想到兴学，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封建文风影响了他的意识。”三中徐文平说：“以前我们觉得，历史条件限制了武训。用教育来代替革命当然不行，但当时的武训不能懂得这个道理。”但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钱德润纠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说：“《武训历史调查记》证明，就在武训的村庄的附近就有宋景诗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他没有去参加，而去‘兴学’。”曹汀同志说：“当时是革命与反动两条路放在武训面前，但他选择了后者。”徐文平说：“武训不是不知道革命，而是与革命背道而驰，劳动人民在革命，他在向统治阶级下跪。”
武训的成份问题
关于武训的成份，作家安危补充和更正他在“武训的阶级成份”（载六月二十三日东北日报）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说：“过去研究这一问题时，材料有限得很，而且都是歌颂武训的人所写的。因此我所写的那篇文章有许多需要更正。如武训抗活的问题，现在证明，他抗活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我那篇文章，认为他在二十一岁以前是给人抗活，其成份是雇工的估计已证明不对。又如他的母亲原来都说早就死了，其实也不是。这对估计他的成份和他的为人也是有影响的。”东北文工团曹汀同志说：“武训对劳动人民非常刻薄，对地主、统治者都磕头。他不结婚，却认一百多个‘干娘’。这根本不是劳动人民的品质。”沈阳市三中教师徐文平说：“他根本不是劳动人民，他只干了一年活就不干了，而乐意去讨饭，后来更成为大债主和大地主。”并说：“劳动人民都瞧不起武训，叫他武豆沫，不屑去谈他，但谈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时，则津津有味。可见武训与劳动人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孙瑜、李士钊等武训宣传者歪曲历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东北文工团曹汀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使我们更本质地认识了武训，也更本质地认识了孙瑜、李士钊等武训宣传者。”沈阳市第六中学教师钱德润原来觉得武训“受历史条件限制”，有可原谅之处，因此孙瑜等人也可原谅。但现在弄清了武训的真面目之后，也就认识了孙瑜等人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他说：“孙瑜是对武训有研究的人，但他是怎样‘研究’的呢？他捏造事实，以美妙的手法歌颂反动的丑恶人物。”曹汀说：“孙瑜在电影里描写武训是孝子，不结婚，原来都是假的。”作家安危指出：“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孙瑜等人的检讨是极不深刻的，极不诚恳的。”
大家都认为武训的宣传者们歪曲与捏造历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他们将历史上极端丑恶的反动的人物，涂改、粉饰和歌颂成为革命的人物，并假借他来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这对人民的毒害是严重的。
（原载八月四日东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