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的风范——记沈阳军区原参谋长聂济艟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领导干部的风范
——记沈阳军区原参谋长聂济艟
新华社记者　黄明松　杨民清　熊铮彦
沈阳军区原参谋长聂济艟离职退出第一线整整一年了，许多人一谈起他，钦佩和崇敬的感情油然而生。
司令部的同志评价说：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老战友们赞扬道：他，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沈阳军区负责人在全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表扬聂济艟，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他学习，为实现军队党风根本好转作表率。
这位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留下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自觉维护党的原则的凛然正气，留下了广大党员身体力行端正党风的学习榜样。
对自己，严格要求不特殊
寒冬，辽西公路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驶进某团营区，车上走下一位六十岁上下的军人，随行的只有秘书、司机二人。
已是十二点多了，早过了午饭时间。秘书向值班的副团长介绍：“这是军区聂参谋长，参加完演习回沈阳，路过这里。”
听说参谋长还没有吃午饭，副团长连忙要人准备。
“不需要，不需要。”聂济艟一把拉住他。
“那怎么行？饭总得吃，简单一点儿，很快。”
聂济艟还是没有同意。“给我们找壶开水就行了，吃的我们带了。”他们拿出随身带的面包、蛋糕，喝着热腾腾的开水，边吃边和副团长聊天。
副团长很过意不去，埋怨说：“首长路过我们团，军里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
他哪里知道，聂参谋长返回沈阳前，军里曾几次询问出发时间，说要通知途中必经的某团准备午饭。聂济艟都没有告诉，他说：“现在一些单位吃喝风很盛，上级机关一个电话，通知下面准备饭，接待的又是军区领导，这顿饭人家能不弄得象样些吗？很难不出格”。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些食品，就悄悄出发了。
聂济艟对请客送礼、设宴招待一类事一向把关很严。他下部队轻车简从，不让搞特殊招待。他刚到军区当参谋长时，住在招待所，卫生间里毛巾、肥皂、手纸一应俱全，他却用自己的，搬出招待所时再把公家的一件件点交。一把鞋刷子找不到了，他派人买了把新的补上，还向招待所说明：新买的与原来的式样不同，请原谅。有位老部下路过沈阳，给他捎去两盒人参蜂王浆。那天，聂济艟正好不在家。警卫员说：“首长有交待，不收任何人的东西”。那位同志说：“我跟别人不同，你说是我送的，他准收”。聂济艟回到家里，警卫员报告了经过，他一听，批评警卫员破坏了他的规矩，要他按价立即把钱给那位同志寄去。
聂济艟常说：“在领导干部周围，有群众无数双眼睛。群众是通过党员的一举一动来观察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如何，绝不是个人小事，它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群众对党的信念”。
对子女，严加管教不溺爱
聂济艟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工厂工人，有的是部队基层干部。“普普通通，朴朴实实”——这是人们对聂济艟子女的评价。
大女儿聂英是长春一所大学的教师。1984年秋，这所大学在整顿中要将一些年轻教师改行干别的。有人告诉她，要继续当教师，只有想办法调到别的学校去。聂英舍不得放弃自己热爱的电子计算机专业，心里十分着急。她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求他帮忙说个话。信寄出好长时间不见回音，眼看学校就要公布改行名单了，她只得要通长途电话，想请妈妈再给说说。
“爸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谁说也没用，他从来不办这样的事。”妈妈回答。
“那我的事家里还管不管？没见过这样的爸爸。”女儿冲口发起了牢骚。
妈妈疼爱女儿，更了解丈夫，她在电话里批评了女儿，又说了很多宽心话开导、安慰女儿。眼看原来的设想成了泡影，聂英急得哭出声来了。
事也凑巧，好机会送上门来了。军区成立不久的自动化指挥中心决定从地方征调一批电子计算机专业人才，政府部门已经同意，正在挑选合适的人。有人觉得聂英专业对口，提议将她调来。聂济艟一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我不在这里工作，组织上确实需要，调她我管不着。现在我在这里当参谋长，把子女从地方调到军队，安排在身边，这不合适”。他没有同意。
有人说聂济艟办事“太认真、太刻板”。聂济艟说：“我们这些人，十几岁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地战斗，不是为了在今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应该对子女更严格些，教育他们心甘情愿比别人多吃些亏。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才能和党贴心！”
聂济艟担任军区参谋长以后，身边没有子女，按规定可以调一个孩子到身边来。调谁来合适呢？聂济艟反复思考。按理说应该调二儿子，他原来在石家庄工作，为了照顾老人，放弃比较好的环境，从省城来到锦州，全家与父母相处很亲热。可是，二儿子和二儿媳都在地方当工人，调他们来，地方就要安排两个人的工作。考虑再三，聂济艟决定调大儿子聂勇。他是现役军人，家属又在沈阳工作，这样做既解决他们夫妻团聚的问题，又不致惊动地方。
事情确定后，聂济艟特地关照有关部门：“聂勇调来不能进军区机关”。有关部门将聂勇安排到一个仓库。聂勇在原单位担任修理所长，因为新单位领导班子早已配齐，他只好被免去行政职务，改任技师。
不久，全军干部调整职务，文件已经下达。聂济艟对聂勇说：“仓库老同志多，调职名额有限，只要仓库有一个同志跟你情况一样，你这次就不要考虑给自己调了。”后来，仓库新建的宿舍楼落成即将分配。两居室一套的单元房设计新颖，聂勇兴奋地向家里描述着新楼，话没说完，聂济艟又开口了：“在你们仓库，如果象你这样的干部这次都能分到房子，那你可以要；如果是对你的‘照顾’，坚决不能要！”
由于聂济艟的“关照”，调职、分房两件事，聂勇一件也没有解决。
离职后，端正党风标准不降低
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改革体制、精简整编。6月，中央军委公布了新调整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聂济艟被免去军区参谋长职务，退出了第一线。
他愉快地向新任参谋长移交了工作。按说，司令部的事从此再不用他操心，可是，那些天聂济艟反而比往常更忙了。精简整编中，司令部不少老部长、老处长要退下来，他们有些什么想法呢？他逐个找他们谈心，做思想工作。他认为，这件事只有自己去做最合适，而且一定要认真做好，交一个利索的班。尽管他说的都是一些普通道理，但它出自一位服从大局、言行一致的领导之口，听的人感到在理、顺耳、暖心。
司令部党委举行了一个俭朴的小型会议，欢送聂济艟。聂济艟望着熟悉的战友，很动感情地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依然是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我保证继续用两个‘普通’要求自己，也希望大家用这两个‘普通’对待我！”他表示，领导职务免了，端正党风的标准不降低；只要共产党员的称号还在，就要时刻不忘端正党风的责任。
聂济艟患有心脏病，在职时忙于公务，没有时间去疗养。离职不久，他执行军区党委交给的一项临时任务回来，医务室送来了一张疗养证，证上规定的一个月疗养期已经过了十天，还剩二十天。十几天的旅途奔波，聂济艟确实很劳累了，便拿着疗养证去大连疗养。他住到十九天时就去办了第二天出院的手续。医生劝说道：“你因公晚来十天，疗养期可以顺延，再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就多住些日子吧！”聂济艟回答：“制度规定的就要执行，啥时也不能含糊。”他坚持在第二天早上离开了疗养院。
聂济艟先后在沈阳军区三个军担任过领导。战友们知道他离职了，纷纷打来电话，热情邀请他回老部队看看。他虽然很思念战友，但想到自己一去会给部队增添不少麻烦，还要花公家一笔旅差费，便对所有这类的邀请一概婉言谢绝了。
1985年秋，总部一位领导同志要到吉林、黑龙江一些地方检查工作。这位领导在战争年代曾经是聂济艟所在部队的师长，军区便委派他作陪。聂济艟陪着这位领导风尘仆仆驱车千里。老师长到了哈尔滨乘火车返回北京了，随行的秘书也准备给聂济艟买软卧车票回沈阳，好让他在火车上休息一下。聂济艟坚持坐汽车来，坐汽车回。他说：“另外买火车票是浪费，让司机单车独行回去也不放心。”当时正赶上拉林河涨水，车辆过不去。聂济艟和秘书看着地图，指挥司机在乡间小路上绕行了五六个小时。饿了，大家停车在路旁树荫下吃点干粮，喝瓶汽水，休息一下再赶路。就这样，他们一路风尘，返回了沈阳。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聂济艟养成了一个习惯：党费亲自交，定期向党小组长汇报思想，卸任后习惯依旧。
1985年12月，聂济艟因病住进医院。
元旦前夕，他躺在病床上给自己所在的党小组长、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写了一封思想汇报信，谈他住院期间学习党的有关文件的体会，汇报他对一些同志找他办不符合原则的事的看法。信中特别提到：“过去，党费我都是自己交，这个月的党费只好让秘书代交了，请谅。”党小组的同志传阅这封来自病床上的思想汇报信，人人感慨万千。他们说，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坚强党性和组织观念的表现，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自觉把自己置于党组织之中，认真接受党组织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实际行动。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