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消费基金膨胀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谈消费基金膨胀问题
夏晓汛 李峻
消费基金膨胀的态势
“六五”后期，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同时，消费基金也增长过快。“六五”时期的前三年，消费基金年平均增长将近8％，已稍快于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7.6％的速度。到了1984—1985两年，消费基金增长得更猛，每年平均增长13％，不仅大大快于前三年，也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1％的速度。这种消费基金膨胀的现象过去是罕见的。
从城市居民收入看，消费基金膨胀还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标准工资以外的收入增长过快，表现为超发奖金，滥发实物，任意增加津贴和扩大浮动升级面等；（二）在违反政策的发放受到控制后，形形色色的“帐外”发放金额剧增；（三）国家和企业用于职工的福利补贴等开支迅速增加，比工资的增长速度还快。而这又同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有关。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是一种就业、福利（医疗、住房等）、保障（退休、救济等）“三位一体”的制度，不仅工资的上涨会拉动福利与保障费用上涨，而且与工资相比，由于福利、保障部分的预算约束更软，因而更易增长过快。
由于上述情况，我国近年来工资性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这对于理顺经济关系，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防止国内通货膨胀等，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原因
消费基金膨胀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的一种伴生现象。它并不完全是由一时一地的某种政策和管理的失误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在经济运行机制中包含的某种必然性决定的。
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来看，旧体制下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改革。在这种关系下，企业并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也没有破产倒闭的压力。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的进行，企业在分配方面的自主权有所增强；与此同时，企业之间不合理的收入攀比也在滋长。于是，企业消费基金膨胀就很自然地产生出来。
收入攀比，并不一定是坏事。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利润主要取决于经营管理状况与经济效益，企业之间的收入攀比成为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高低的较量。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增长机制。但我国现今企业处在软约束之下，同时生产要素也还不能自由流动，而企业之间外部环境既不合理，经营条件又很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攀比的结果，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益，反而会刺激企业不讲贡献，一味去争“高收入”。当“低收入”企业提高后，“高收入”企业又要求保持更高的水平，从而形成“循环攀比”。这对于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形成不小的压力。
消费基金的膨胀也同对改革的不正确认识有一定的关系。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同志片面地认为改革就等于多分钱，把改革同消费基金的适当控制对立起来。另外，消费基金膨胀也同有关部门的管理薄弱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默许企业搞收入“攀比”。
如何防治消费基金膨胀
当前消费基金膨胀局面还未完全扭转，而改革也尚未培育出有效地抑制消费基金膨胀的经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还是必要的。但就中长期来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利用市场机制来抑制工资奖金等过分膨胀的趋势，使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为此，要研究解决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一、注意分配体制改革中奖励与约束两个方面的对称发展。实践经验证明，分配体制的改革，既要加强经济刺激手段，又要加强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财政预算约束，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加强必要的约束，只强化刺激手段，就产生不了应有的效应，反而会出现一放就胀的局面。今后对工资基金可实行国家控制总量、各级政府分级管理的办法，同时要让企业有权在核定的工资总额中自主决定工资档次，以奖励先进，鞭策落后。
二、在分配体制的改革中，要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同再分配的职能分开。从各国经验来看，国民收入分配职能的正确划分，应是初次分配主要解决效率（刺激）问题，再分配主要解决公平问题。而在我国这两种职能却在企业这一微观层次上混在一起，想要既解决效率问题又解决公平问题，结果二者不能兼顾，反而出现吃“大锅饭”之类的不良现象。今后可以考虑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将两次分配的职能分开。这要做到两个区分：一是把属于初次分配的就业制度同属于再分配的福利、保障制度分开。这种分开，不仅有利于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且也有利于创造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条件。二是要把工资政策和收入政策分开，国家可以根据产业发展政策，对某些行业实行优惠工资政策，但必要时又要通过税收手段（包括个人所得税），从再分配层次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为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创造条件。经验证明，为防止消费基金膨胀，很有必要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使微观运行机制合理化。为此，就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又需要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从保障就业转变为保障失业，即工人失业时有一套必要的社会保障的制度。如果不允许必要时让工人在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失业，也就无法真正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企业也就不会真正自负其亏，并承受破产的风险，这样，加强企业自我约束、端正企业行为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应当看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在短期内可能还会导致工资成本的再度上涨，因此，这方面的改革需要谨慎从事。但是，通过这种改革，将会出现一种正常的经济运行机制，既可以促使劳动力的素质与效率不断提高，又能够防止消费基金脱离实际的过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