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生面——新时期部分历史小说管窥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生面
——新时期部分历史小说管窥
李树声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波翻浪涌的主潮中，历史小说是一支活跃而不可忽视的脉流。无论是题材范围的拓展还是表现形态的丰富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问世，当时曾使历史小说在文坛上独秀一枝。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题材的力作迭出，蔚为壮观。这也进一步激发了历史小说作者追求艺术的锐气。他们不顾查考史籍之繁难，不避书案写作之辛劳，饱览千秋青史，回溯远古文明，或挥写出动人心弦的长篇巨制，或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徐兴业的《金瓯缺》、蒋和森的《风萧萧》、鲍昌的《庚子风云》、凌力的《星星草》、冯骥才的《义和拳》、杨书案的《九月菊》等，在反映历史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收获。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和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六十余部、中篇近七十部，短篇有三百篇之多。这些作品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艺术长卷，它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从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到清朝末年的农民运动，从宫廷深院中的帝王将相到山野边塞的寒士庶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伦理、道德、民情，都进行了广泛的涉及。
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勃兴，一定程度上来自现实生活的启迪和感悟。一个民族在历经厄运和劫难之后，对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刻和自觉。伴随着文学界涌动的反思潮流，历史题材的作者们力图用新的审美目光，对我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回顾，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发掘出使人警醒的东西。
毋庸置疑，历史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历史的风貌，从浩瀚的文明史中开掘艺术的题旨。但历史小说家是站在今天的时代，用今人的思想和认识去观照历史，在审美情致上也应该与当代读者共鸣，这就需要作者既深入历史探幽烛微，又要从他所描绘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超拔出来，把强烈的当代意识灌注其中。近年来，历史小说的开拓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些作者自觉地以新的认识审视历史，把握历史的发展轨迹，创造充溢着新意与活力的艺术世界。顾汶光的《大渡魂》探究了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部西征终于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在宏阔的背景下塑造了石达开这个“一生以忠义自诩”，充满悲剧色彩的末路英雄。作者对石达开“愚忠”性格的开掘，不啻是对绵延不绝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民族因袭的历史重负的针砭。《夕阳芳草》是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的第一部。作品以隽永灵秀的文笔，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明末清初一群名士和名妓的生活境况。小说并不囿于“奇情艳遇”的窠臼，而是从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执著追求，钱谦益等名士内心的变幻，董小宛、柳如是等名妓地位的升迁，展示了纲常礼教的封建锁链，此时已出现了松动变形的环节，从而使人看到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潮、启蒙思想的微光。蒋和森的《黄梅雨》是他的《风萧萧》的姐妹篇。作为描写唐代黄巢起义的长篇，通过各种惊心动魄而又曲折的故事，熔铸了血与火、爱与恨、英雄的豪气与儿女的柔情，使人们感受到深邃的诗情与哲理。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王汝涛的《偏安恨》（上、中）等，或描绘农民运动的失败，或展现历史转折期社会政治的风云。作者们探究了千百年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探究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异，从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心理的特定角度，作出有历史深度的开掘。
历史小说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反映一定时代的历史舞台上人物的命运，从而具有真实生动的认识价值，是人们对历史小说的要求。近年来，历史题材的作品中人物不再只是某种概念和思想的“传声筒”，而是从人物的性格、际遇、心灵情感等方面去探究和表现。特别是作家们创作心境自由度的提高，否定了简单地用线性思维方式非好即坏来评价人物，刻画丰富而复杂的人物性格。凌力的长篇近作《少年天子》中，人物性格刻画得细腻深沉、多姿多彩。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少年天子顺治既有封建皇帝的至尊和威仪，又有普通少年的痴情和烦忧，既刚愎自用又脆弱自卑，作品把彼此对峙的性格特点较成功地熔铸于一身。马昭的《南陵秋晓》是长篇小说《醉卧长安》中比较精采的一章。作品把李白与一双儿女的相见写得绘声绘色，造成了一个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艺术氛围，使人们能够从不同角度体会李白作为诗人、慈父、即将入朝的才子和乡亲邻里中一员的复杂感情。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较成功地描写了主人公王锡彤内心矛盾的冲撞，展示了这位山野文人从不思人生之究竟到目睹乡邻涂炭而意识到自己使命的整个心灵历程。他从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朝代更迭，想到农民起义中的仁人志士为什么最终都“败则为寇”。他叩问这横贯千秋的历史奥秘，却百思不得其解。他起事反洋的义旗建立在“莲山老母的乩语”的根基上，虚幻的心灯，怎能放出理性的光辉？作者描绘了人物心海波涛的流动起伏，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了主人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
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不仅在内容上着力刻画人物心理变迁的轨迹，在形式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崔耀奎的《扬雄投阁》和师陀的《李贺的梦》借鉴了现代小说的手法，把生活素材经过联想的重新排列组合，使人物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人物情绪的变幻、意识的流动几乎可触可感。这两篇小说就象在诸多作品所汇成的严正、沉雄的主旋律中，逸出的两个变奏。
近年来历史小说注重人的描写，注重对人的灵魂的开掘，这种意义远不止于增强具体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从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得到哲学的启示。新时期历史题材作品中，描写农民起义的一幅幅壮伟惨烈的画面，可以联缀成一部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而那些色彩纷呈的描写文人学士的作品，则构成了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形象系列。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题材，也是研究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对象。在我国这个以农为本、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度里，他们虽然是不同的两个阶层，但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载体。如同《莽秀才造反记》的作者议论的那样：“二千多年以来，孔孟开始为全中国人民，铸造了一个全国人民共同的灵魂。历代的聪明才智之士，不断把这灵魂塑铸着，加添一些什么，但不能有一丝一毫改变它的形貌。”在农民抗暴起义的队伍中往往行进着知识分子的身影，在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沙龙里，却常常浮现出农民的意识和声息。作家们力图从这些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载体”中，发掘出对建设我们民族新的精神文明有意义的因素。李晴的《天京之变》，把太平天国定都后诸王之间勾心斗角，最后内讧火并的情景描绘得历历可见。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表明，近代农民革命基本上还是受着一种“粗野的自然力量”的驱使，而其中的成员多有浓重的“小康安命的思想”，“爱小利而忘记远景的眼光”。这正是他们长期呼吸封建的陈腐空气的结果。《正气歌》中身陷囹圄、决意赴死的文天祥见到颟顸幼弱的国君赵显时，竟轻弹长泪，如“孩童找到了父母”。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也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明察之上，而不是在充分确认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实行维新变法。这都可以看到古近代知识分子身上刻镂的封建意识的印迹。忠义是儒家思想的人生信条，在一些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思想的封闭、偏狭及其危害。与“忠义”相连的是一种“克己”精神。历史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没有一个健全的“自我”，而是以“自我”压抑、摆脱“自我”为美德。例如徐达（张弦的《最后的恩赐》）、谭嗣同，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思想层次上，但他们都不能成为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作者在作品中探讨和显现这些问题，不是对民族传统的否定，而是剖析传统文化中老化和糟粕的东西，面对着这份遗产，进行着中肯的艺术思索。
近年来历史小说的创作虽然取得空前的进展，但较之当代题材创作还是有差距的。这首先表现在一些作者只停留在对具体事件的敷陈上，忽视了对历史内容的深入体察。在中短篇作品中，这个问题比较显见。此外，一些作品强化了当代意识，但如何处理好当代感同历史真实的关系，在更深层的审美意识中开掘历史小说的新路，尚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