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实的思路　创造性的实践——温州市发展家庭工商业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唯实的思路　创造性的实践
——温州市发展家庭工商业的调查
新华社记者 刘振贵 陈坚发
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的家庭工商业迅猛发展，出现了向商品化、专业化、工业化迈进的好势头。它为国家投资少、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提供了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的许多宝贵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市涌现出十三万三千多个家庭和联户工业企业，十多万人的购销员队伍，七万多个体商业户和近四百个小商品市场。去年，家庭工业总产值十一亿三千多万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以上；个体商业零售额五亿七千万元，占全市商品零售额的四分之一多。个体经济上交国家税收六千多万元，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近两年，国内不少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各级负责同志到温州参观考察。大家都关心一个问题：温州发展家庭工商业的思路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认为，温州的发展路子是“逼”出来的。因为温州农村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集体经济基础差，这就逼着农村剩余劳力走上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非农业商品生产的路子。
有人认为，温州人自古以来擅长经商，有从事手工业的传统习惯，这是温州发展的主要原因。
有人指出，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放”出来的，思想解放了，政策对头了，为发展商品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这些说法都不无根据，不无道理。但是，地少人多，不只温州如此，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逼”出来呢？历史传统和“放”的政策，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没有形成温州这样发达的商品经济呢？我们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发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温州市委和市政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路，勇于创造性地实践。坚定不移清“左”，开拓思路创新
温州是个历史悠久的手工业城市，能工巧匠多，人们既有自办家庭作坊的传统，又有外出经商做工的习惯。但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月里，群众中这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动都被名为“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地下工厂”，屡遭打击和取缔，一些支持发展家庭经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穿连裆裤”，而被撤职或开除党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温州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1年温州市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以后，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逐步认清温州的优势和劣势。解放后国家投资少，国营大企业没有，农村人均耕地仅四分六厘，这是劣势。温州的农民不仅会种田，而且多数能工能商，脑子里有一本生意经，各式各样的能人多，这是优势。市委、市政府认为，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扬长避短，不坐等国家投资，不苛求一下子建很多工厂，也不指望象宁（波）绍（兴）地区那样依靠大工厂来带动乡镇企业，而是让群众放开手脚、自力更生发展家庭工商业。
然而，温州市的领导同志也清醒地看到，不甩掉多年来压在温州头上的那顶“资本主义”的大帽子，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顾虑就不能消除，各种能人就站不出来，生产力就不能真正得到解放。温州经济要振兴，人民要致富，首先要从清除“左”的思想入手。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层层召开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地把一些过去因经营家庭工商业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典型”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的能人，请上主席台，给他们戴上大红花，并张贴光荣榜，大张旗鼓地为这些人正名，造成了一种发展家庭工商业光荣的浓厚气氛。同时，还给这些能人多方面的扶植。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和他们交朋友，共商加速发展经济的办法。这样一来，群情振奋了，一些原来还有疑虑的人打消了顾虑。温州市几年内发展到十三万多家庭工商业户和十万购销员大军，可以说是清“左”的结果。
唯实，不唯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逐渐活跃，温州出现了三个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营家庭工商业后，承包的土地不再自己耕种，而转包给别人，每亩要收二百公斤粮食，而1983年中央有关文件明文规定不得转让土地；多数家庭工业的产品依靠购销员用转让合同的途径推销出去，而当时上级有关文件规定，转让合同是不允许的；为了方便同外省市的产销联系，几十家、数百家家庭工业户挂到当地某个工厂银行帐号上，以其名义与外省市进行业务活动，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有关条例，这种做法也是不允许的。温州市委、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后感到，农村劳动力过剩，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搞家庭工商业，有利于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转包土地后收取一部分粮食，实际上收的是议价与平价粮之间的差价，应当允许；合同转让和“挂户”，关系到家庭工业产品的出路问题，没有这两条，流通就搞不活，生产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不应打击或取缔，相反，应予保护。后来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根据农村形势的新发展，改变了1983年有关文件的规定，明确提出土地可以转包，农民购销员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关部门也承认了“挂户”的必要性。实践证明，温州市委和市政府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认识是正确的，有力地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基层干部反映：这不是对抗中央的指示，而是坚决地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敢吃第一口，敢迈第一步
1980年底，随着全市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工商业的流动资金短缺成了一个突出矛盾，各种民间信贷活跃起来了，有的私人借贷率高达四分左右。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审时度势，尝试用浮动利率开展存贷业务，平抑利率。他们规定存息由国家规定的四厘六上浮为一分，贷息为一分五。试行一年时间，这个信用社就吸收浮动存款一百四十一万五千元，贷出一百三十万元，既扶植了当地家庭工商业的发展，又扭转了自身长期亏损的局面。但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多年来一直把浮动利率作为禁区，国家有关文件明文规定，存款利率不准浮动，否则以扰乱国家金融市场查处。金乡信用社的举动全国没有先例，引起有关部门的激烈争论，有的领导认为这是“胡闹”。温州市委、市政府听取不同意见后认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禁区是可以突破的。在市委支持下，市农业银行冲破了各种阻力，1982年起先在苍南县，接着在全市推行，至今温州已有二百九十七个农村信用社实行了浮动利率。事实表明，实行浮动利率，是农村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对金融市场来说，既是放又是管。存款利率浮动，有利于吸收民间资金，增强信用社的经济实力；贷款利率浮动，可以平抑利率，有利于对家庭工商业实行间接引导。温州市这步棋走对了，中共中央1985年一号文件已肯定，这一做法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健康发展。
少些关停堵截，多些疏通引导
温州市领导干部向我们介绍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时，“领导”两个字讲得少，“引导”两个字用得多。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市委、市政府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少一些生硬的行政命令，少一些上级领导的架子，对新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简单地否定、打击、取缔，而应多正面引导。
苍南县金乡镇是一个徽章、标牌、塑片、证件的专业产销基地，信息灵敏，业务网络遍布全国。我国决定实行居民身份证后，这个镇立即有人设计出居民身份证的样本，寄到有关部门联系订货，上级公安部门要求把此事作为伪造假证件的严重违法行为加以查处，温州市委主要负责人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上级公安机关商量，认为这是不懂法造成的，应与有意伪造区别开来，采取教育的办法为好，从而保护了金乡镇群众继续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乐清县柳市区是温州有名的小五金、低压电器产销基地，有一万多个家庭工业户，年产值达一亿七千万元，去年上交国家税收二千九百多万元。有的企业因搞不到白银，就用白铜代替接触片，降低了产品质量。为此，有关工业部门曾发出通报，禁止购买柳市的低压电器产品，并限令停止生产。温州市委、市政府闻讯，立即派出工作组和技术人员帮助柳市区的家庭工业户整顿和提高产品质量，并由县里投资兴办了一个电器产品测试中心，统一检测外销产品质量，并选择技术力量较强的乡镇企业为“龙头工厂”，对家庭工业户进行技术服务，严格把质量关。此外，还积极帮助解决原材料困难。目前，柳市的低压电器产品质量已有较大提高。
温州市党政负责人在实践中感到，遍地开花的家庭工商业发展起来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甚至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但这不可怕，矛盾暴露出来不必惊慌失措，而要认真观察，把握本质和主流，积极引导。堵则死，疏则活，活则兴。只要大胆实践，善于引导，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一定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