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总理答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总编辑问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赵总理答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总编辑问
本报贝尔格莱德7月10日专电 记者徐平、严正报道：国务院总理赵紫阳7月7日下午在贝尔格莱德洲际旅馆接受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总编辑米·杰基奇采访，书面回答了他的问题。现全文发表如下：
问：请总理同志谈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和已经取得的成就。
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七十年代末从农村开始的。近两年来，改革的重点已转到城市，正在三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领域中展开。一是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发展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宏观调节手段，特别是发挥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
我们认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须着眼于增强企业的活力。社会主义是生机蓬勃的制度，要求企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发挥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将是使企业能够具有充分活力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既赋予企业以大体均等的竞争条件和自负盈亏的责任，也赋予企业以自主经营的权力和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准备把改革的总体设想同解决一定时期经济发展中的迫切问题结合起来，根据需要和可能，分步骤地配套实施。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步子上力求稳健，但方向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讲到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我想指出这样一点：中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即1981—198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已经实现。在最近五年中，中国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都在10％左右；而在1953—1980的二十八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6％—8％。第六个五年计划所以完成得比以往几个五年计划好，反映了我们采取的新的建设方针和经济政策比较符合实际，也反映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问：经过这几年的改革，中国城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农民和企业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独自负责？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的措施？
答：农村改革已经进行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先后实行了从社队集体耕作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和农产品由统购统销制改为订购经济合同制或进入市场交易的转变。第一个转变已在全国农村普遍彻底实行。第二个转变是从去年开始的，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充实，但也已在全国普遍实行。从根本上说，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果说，农民过去是为完成行政指派的任务而生产，那么，现在已是为完成经济合同或直接满足市场需求而生产。正因为如此，所以农村经济空前活跃，农民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在过去的五年中，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人均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4％。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谈到城市改革，许多外国观察家往往首先注意到中国个体经济的出现。确实，现在全国城镇已有四百五十万劳动者在从事个体经济，他们在拾遗补缺方面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毕竟是很小的：在工业总产值中不到1％，在零售商业和服务行业的营业额中则占15％。因此，我们对公有制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才是近几年来城市经济日益活跃的决定因素。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措施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削弱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少指令性计划部分，扩大指导性计划部分，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放开对各种小商品的价格管制，允许计划外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市场上自由成交，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初步改为纳税的制度，把对企业基本建设拨款的制度初步改为由银行贷款的制度，打破地区间、部门间的封锁，为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生产、流通等各方面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创造条件等等。现在公有制的小企业放得比较活，相形之下，公有制的大企业还缺乏应有的活力，这是我们正在继续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不宜偏废。国家对企业的关系，将由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控制为主。
问：为什么中国要同外国伙伴搞合资经营？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哪些形式？
答：现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多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有三千八百家同类企业正在筹办。允许和鼓励国外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闭关锁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为了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大的方便和利益，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开放城市，和一些开放地带。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其他地方不对外开放。当然，由于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是中国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加以手续较为简化，政策更加优惠，因此，上述二千多个有外国投资的企业，80％分布在沿海地区。
在中国办厂，诚然有一些不方便的条件，但中国工资低，费用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可能性。最近，我们正在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准备给国外投资者以更多的优惠。在新的政策逐步形成和付诸实施以后，外国商界的朋友们将会发现，在中国办企业确实是具有竞争力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对外经济合作的领域，不限于使用国外资金，也十分重视国际贸易和科技合作。凡是国际上通行的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中国都愿加以采用。
问：中国的改革在国内外是否有阻力？
答：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传统观念，习惯势力，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但是，既然绝大多数人民都从改革中已经得到并正在继续得到看得见的利益，而且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旧体制阻碍着我们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和国家的富裕，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是得到全社会支持的事业。某些人，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一时不太理解，不太适应，但最后终究是能够理解和适应的。
我想指出，在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在坚持改革方向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没有分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的。
至于国外，我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和同情中国改革的同志和朋友越来越多。如果说阻力，我们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国改革的阻力。因此，我们决心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反对战争、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
问：中国是否正在考虑改革政治制度？
答：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们有一条方针，叫做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说，人们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应该既能适应于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又能防止和抵制在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政府的职能将有所转变，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也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问：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迄今的改革尝试是如何评价的？可能的话，请您谈谈对南斯拉夫改革的看法。
答：近几年来，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我希望所有这些国家的改革，都能够达到造福于人民的目的。
南斯拉夫是改革的先驱。三十多年来，在铁托同志的倡导下，南斯拉夫人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钦佩。中南两国，历史背景，民族传统，地理位置，并不相同，两国的改革当然也各具自己的特色。这反映了我们两国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共同信念。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改革的成就感到鼓舞，从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发。我相信，南斯拉夫人民一定能够克服暂时的困难，在改革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