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访新任文化部部长王蒙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
　　——访新任文化部部长王蒙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
王蒙不以作家、而是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出现在记者面前。被办公桌几乎占去了四分之一的部长办公室里弥漫着前一批来访者留下的烟雾，出任不久的王蒙在这里筹划着“百年大计”——将把勃兴中的中国文化事业向前推进。
五十二岁的新部长提纲挈领，谈起他的规划，首先强调一点：长远的文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一个稳定的环境。解放前夕便成为一名
“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和共和国一同经历了平静与动荡之后认为，“现在是建国以来最稳定、活跃的时期之一”。
一般情况下，保持稳定是容易的，一旦发生争议，出现了错误观点和有缺陷的作品，还能不能局面如常？他的回答是：那就更应当强调保持稳定。文艺界有过这样的现象：每出现偏颇时，便重新解释一次政策，或者今天强调政策的这一面，明天着重于政策的那一面。王蒙直抒己见，他说：“把稳定地执行政策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结合起来，恰恰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
他将重音落在“我们”两个字上。他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的另一层含义，还如他曾说过的，“中国文艺的发展，不取决于某一个人”。一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策水平的领导者行列，是文艺界群众所企望的。而他，愿站在队伍的前头，努力争取成为当之无愧的“排头兵”。那就是：“不随意解释政策，对各种文艺现象采取求实的科学的态度。”
如果哄起一阵“风”来，怎么办？记者问。
王蒙一笑：不论东、西、南、北，不去迎合它。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历史留下了教训，任何哄抬和造声势，都是于事无补的。
稳定的本身，还包含着将文化转入到现代化建设方面。在这间不足十六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王蒙“铺开”了中国文化事业的“蓝图”——文化设施、创作、剧目以及相应的制度、法规的建设。必须承认，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较，是极不相称的。将近三十七年了，我们还没有一个象样的国家剧院，没有荟萃传统和现代文化精品的国家艺术博物馆。“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王蒙的语气是肯定的。当然，我们不是富国，步子当走得稳。与此同时，还要严格制定保护文化的各种规章等等。繁杂的事务问题要逐一解决，一幅可望也可即的远景规划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勾画出来。
未上任视事，王蒙就作了一番调查。他的秘书向记者透露说，王蒙接待了一批批文化艺术界人士，频繁地观看各类演出，走访部属的艺术院、团、学校，还到曲阜的文物馆、所和济南某文化建筑工地上考察。
于是，新部长有了发言权。
“全国的艺术表演团体人数很多”，他念起自家的一本“经”：目前大多因袭旧制。近年来还出现了缺乏领导、缺乏管理，以致降低演出质量和艺术团体水准的现象。“改革势在必行”。他以为，艺术事业既不可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但更需要考虑本身的特殊规律。有时，这两者并不是一致的，代表国家最高艺术水平的未必赚钱。比如交响乐，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以此赢利，而类似这样的艺术的生存及其发展，却需要一批有志者献出智慧和才华。
对于这样的艺术团体，国家无疑是要给予扶植的，然而以保护艺术为名，实际上保护平均主义、保护庞大机构的做法，也是王蒙所反对的。有一个难题，多年来未能解决，包袱沉重的艺术团体已七倍、八倍于五十年代的人数。他肯定了山东让不适宜上舞台“一线”的同志转业的经验，希望一两年内在各地也见成效。他说：“我们需要轻装，以全副精力集中用于提高艺术水平。”
对古今中外文化艺术有着广泛兴趣的王蒙提出，要开阔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把这称作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他以为，一切艺术门类中都有最高水平的体现者，那就是众人仰望的“艺术明星”。他将尽力扶助这些佼佼者，关心所有为文化事业付出艰辛的人们，并和名家、同仁一起探讨文化、艺术工作的改革。他还铭记一项重要的任务：认识文艺界自身的不足，共同树立起良好的文艺风气。
近日与王蒙恳谈过的，或参加他召集的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对他发言的简练和处理事务的果决留有很深的印象。用王蒙自己的话说：“讲求效率嘛！我接待来访者一般不超过一个钟点。”果然，我们的这次采访，从寒暄、倒茶的时间算起，严格地“控制”在四十分钟之内。
还可告诉读者的是：王蒙虽已从政，却并未“投笔”。近日还著有短篇小说、诗和杂文若干。问他何以能忙里偷闲？他笑称是“秘密”。透露一点：有一篇小说，是在候机厅和理发座上构思的。他钟爱文学，相信坚持自己的文学劳动会有助于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同甘共苦，互相理解，互相信赖。当“部长兼作家”是要付出双倍的精力的。王蒙诙谐地说：“只要活着，（创作）就不会是零。”（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