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落实——曾志、林月琴、于若木、王定国、费路路考察纪实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法制园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落实
——曾志、林月琴、于若木、王定国、费路路考察纪实
曾志、林月琴、于若木、王定国以及费路路五位知名老大姐，自年初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失足青少年”工作以后，前不久又应浙江省和上海市领导邀请，考察了那里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她们同省市领导、主管部门、有关专家交换意见，深入到派出所、居委会和少管所、工读学校，同公安干警、管教干部、教师座谈讨论，同失足青年促膝谈心。她们提出：加强法制，维护社会安定要抓综合治理，当前综合治理更要注意抓落实。
公安、司法干警也是“最可爱的人”
人民的司法、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机构。司法、公安干警日日夜夜战斗在特殊的战线上，他们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五位大姐在考察中，每到一处总是对公安、司法干警深情地说：“谢谢你们！”她们在杭州听说有名干警二十八年没有回家过一次春节；浙江一个工读学校的教师们远离自己的家，顾不上照看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工作上；上海一个派出所的干警和居委会干部，为一人一事落实帮助措施，三番五次地做失足青少年的思想转化工作。七十五岁的中顾委委员曾志大姐，热情洋溢地说：“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公安、司法干警也是最可爱的人。”人大常委会委员林月琴对随访的记者说：你们要多宣传这些无名英雄。社会秩序的安定，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大家都有责任。但是公安、司法干警的责任更大，更应受到重视和尊敬。全国政协委员于若木多次说：社会主义的司法、公安部门，一方面要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一方面要争取、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因此综合治理，除了不断完善法制，还要关心和加强公安、司法队伍的建设，提高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效率。
综合治理人人有责
五位大姐在杭州、上海参加了工青妇、公检法和学校等战线的负责同志和专家座谈会，讨论、研究预防犯罪这个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曾志同志说：我们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综合治理不光是公安司法部门的事。一个学校、企业可以开除不好的学生和工人，他们有这个权力。但是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改造后进者做了些什么工作，尽到责任没有？把他们开除以后，我这个单位问题解决了，会给社会带来些什么问题？一个社会主义的学校和企业，不能只看到自己单位，还要跳出“院墙”看到全社会。端正党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建设物质文明的保证，是一项根本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综合治理全社会都有责任。
费路路大姐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她特别注意失足者的安置问题。她说：第一，不要歧视；第二，生活上要给予出路。有了这两条，可以使重新犯罪率大大减少。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一次敢收用六十名解除劳教、刑满释放人员，而且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了生产骨干，这表明在严肃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绝大多数犯罪人员是可以改好的。但是有两个方面必须配合好，一是重新做人者自己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二是教育、挽救失足者的单位和人们要下更大的功夫，两方面缺一不可。
在杭州和上海，许多同志谈到青少年犯罪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不健康作品和手抄本的影响。林月琴大姐呼吁文艺工作者也参加到综合治理工作中来，以高度的责任感为青少年创作好的作品。
综合治理要抓基层
“综合治理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是抓落实，特别是抓基层。”这是曾志大姐在考察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她说：所谓抓基层，在城市里是加强派出所和做好街道工作。
大姐们这次考察中参观了杭州南新街、上海斜土路第二居委会，同民警、里弄干部讨论，同青少年谈心。这两个单位近年来犯罪率明显下降，秩序安定，风气良好，成了先进单位。他们共同的经验是注意在面上抓预防犯罪工作的同时，有重点的抓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
曾志大姐生动地比喻说：我们身体的手指、脚趾很重要，许多事情由大脑指挥它们去做，而人体的衰老也是从这些末端衰退开始的。派出所、居委会好比是社会肌体的“末端”，他们一活，整个社会就动起来。她总结这两个基层单位的工作时说：第一，综合治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思想明确。这点很重要，认识明确了，责任感就有了，抓工作的自觉性就出来了。有了自觉性，就能想出许多好办法。第二，有组织、有领导。他们由各方组成的综合治理小组工作实在。第三，把开展五好家庭活动与综合治理工作结合起来。第四，重点抓好青少年工作，对少数失足青少年建立了帮教制度。对他们不歧视，不放任，反复抓，抓反复。
综合治理与“孙子”兵法
五位老大姐出自对社会的责任感，自发地参加到综合治理工作中来。首先倡导这项活动的于若木多次强调说：这件事要靠大家来做，退下来的老同志就是一支重要力量。
王定国大姐是北京校外辅导员协会副会长，又是中国老年问题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她在杭州专门找了做老同志工作的人员了解情况，得知许多退下来的老同志愿为社会尽一点力。她在综合治理座谈会上说：老同志退下来要关心下一代。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天天研究“孙子”兵法。“孙子”问题是件大事，首先要抓好，要以自身的模范作用，教好、养好孙子；但是，这还不够，除做好自己家庭子女的教育工作以外，还要关心全社会的青少年。入党六十年的曾志大姐激动地说：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只要看到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能接过革命重担，死也瞑目！老革命家充满热情、寄予期望的肺腑之言，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于若木同志在上海接到浙江省老干部局拟定参加综合治理工作的老同志名单，看过后高兴地说：八个人中只有两个“奶奶”，其余都是“爷爷”，我希望各地都有类似这样关心青少年教育的组织。
“少年犯”又成少年犯的教训
五位大姐到上海听说影片《少年犯》中扮演“方刚”的原少年犯又成为少年犯，立刻陷于沉思之中。上海的同志征求她们对什么活动感兴趣时，大姐们说，如果方便，让我们看一次《少年犯》，为去少管所做点准备。
一个周末，大姐们在看《少年犯》之前，先看了杭州电视台的一组新闻片，讲的是杭州三轮车运输服务公司中的劳教人员和劳改释放人员，珍惜政府对他们的改造，在工作中热情服务，拾重金不昧，受到中外旅客赞扬的事。大姐们的共同看法是：改造失足青少年的工作是艰巨的，但也是可以做到的。随后，她们邀请市妇联的负责同志和《少年犯》中扮演“女记者”的演员朱曼芳同志，一起到少管所与管理干警共同研究“方刚”重新犯罪的问题。
“方刚”很小就开始偷窃，1984年被收容劳教三年，不久参加演《少年犯》，片子拍完后，被提前一年十个月“解教”，并为他安排了工作。司法部门、电影界的同志和所在单位为他创造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他把这一切理解错了，摆出一副“凯旋”的架势，又和那些“哥们儿”混在一起。结果国法无情，来了个“二进宫”。
大姐们在与管教干警讨论时认为：他本人要负主要责任。挽救、改造犯罪者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首先要严格执法。朱曼芳同志也介绍了选演员的经过：专业演员无合适人选，从学生中挑，怕好的学坏了，再加时间紧，就挑选了这个“二进宫”。大姐们觉得，电影中反映青少年犯罪问题是需要的，但是要慎重，工作要跟上去。
讨论结束时，大姐们听说“方刚”从一个收容审查单位送到少管所来了。大姐们决定见见他。这时的“方刚”又来到他曾经被教养、拍影片、下决心重新做人的地方，他抬不起头来。大姐们问：“怎么又进来了？”他回答得结结巴巴。曾志大姐问他：你在违法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希望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要别人管我。曾志大姐说：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你的自由破坏了社会秩序，伤害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自由呢？现在为了国家的四化，解放军在前线流血牺牲，工人、农民流汗拚搏，将来你的后代问你在八十年代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方刚”无法回答。林月琴大姐叹了一口气，慈祥地说：“错误既然已经犯了，还是只有改才有出路。”
于若木大姐说：“方刚”再次失足的事实说明，改造失足青少年是件很复杂、难度很大的工作，如果我们全社会都来做这件工作，改变社会的不良风气，青少年犯罪问题就可以逐渐解决。
施信
编后
曾志、林月琴、于若木、王定国、费路路五位大姐，把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当作自己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前不久，她们不顾年迈体弱、工作繁忙，应邀到浙江省、上海市考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这对全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将是一个有力地推动。
在考察中，五位大姐深入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教育。她们在考察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和建议，值得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落实，并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落实》一文，从几个侧面介绍了五位大姐在考察中对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看法和建议。我们希望大家以五位大姐为榜样，都来关心和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