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层的当代观照——谈周梅森的系列小说《历史·土地·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历史地层的当代观照
——谈周梅森的系列小说《历史·土地·人》
刘静生　黄毓璜
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一种“争奇斗异”的局面。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竞相生长。在这种形势下，周梅森的历史系列中篇小说能赢得关注和反响，似乎有点意外。比起那些新奇的作品来，周梅森的这组作品并不显示多少奇异，它所提供的形象“煤矿史”，人物、情节传统地占据着要津。连小说集题名为《历史·土地·人》，也恰巧对应着作家传统的审美要求。
《历史·土地·人》展现了自洋务运动到新中国诞生六十年间矿业发展的历史，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人物命运的生死纠葛，组成一幅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作家在总体构思上注重宏观把握和形象描绘的生气贯注，力图使历史生活的广度展现和当代意识的深层发掘和谐统一。作品以苏鲁皖交界的青泉县境内煤矿业兴衰为凝聚点，按时间顺序排成《喧嚣的旷野》、《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庄严的毁灭》、《黑色的太阳》的系列篇章。五篇作品分别结系着洋务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品摆脱了同类小说中常见的阶级对垒和黑白分明的套路，借助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复较量，突出了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重压下的苦难历程，突出了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曲折道路，从社会的多向联系和深层的历史动因中显示特定时期的历史真实。
由官矿总办、土窑业主、地主、总经理、总工程师、会门老师、政府要员、日人、德人、美人、土匪、流氓、工贼、农民、矿工、革命者等众多角色参演的血淋淋的人生活剧，呈现了盘虬扭结的社会矛盾和沧桑变幻的时代纠葛。一方面，各种社会势力代表人物的风云际会，蔚成社会动荡、历史演进的大观，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和消长中，渗溢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道德内容。另一方面，普通人的生存意识、欲念追求的表现，使得作家笔触伸展到人生底蕴和历史真谛的某些本源。矿山的几度喧嚣和崛起，旷野的几度沉沦和毁灭，固然是由于政权、法统、洋枪的干系，而穷根溯源，又不能不从原始的土地观念中剔抉出历史的诱因：朴实的农本思想、慓悍的民风、荒漠的精神状态、贫瘠的土壤，加上完善到精致程度的封建伦理观念和宗法社会结构，不只为土豪楚保义、乡绅三先生之类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蛊惑对象，更使得农民乃至矿工们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合理性中掺杂进拒绝现代文明的盲目性。这种探究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素质的创造意识，诚然包含着对现实变革的深入思考，但是，如果作家的热情不能穿透与时代相隔膜的小悲欢，陷入对原始荒蛮和社会病态的赏玩和赞许，那至多只能使作品停留在外部的新奇上。作为对现实变革思考的延伸，周梅森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心理素质的根系，始终向社会历史土壤的深广度伸展，使得作品显出厚重深沉。
历史步履古老、艰难、沉重，历史进程中各种矛盾的较量，各种力量的拚搏，形成了深刻的悲剧情味，作家似乎要开掘创造历史的艰辛、描绘方死的腐朽、新生的艰难，在浓烈的悲剧情味中渗透历史前行中的磅礴气势。周梅森以悲剧艺术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内应力，推开历史的帷幕，在《历史·土地·人》中，一次又一次演化成令人痛心疾首的结局：在《喧嚣的旷野》里，官矿、民窑一起罹难；在《沉沦的土地》里，地主、农民、窑工、资本家一起沉沦；在罢工斗争的祝捷会上，矿工与其天然同盟军农民兵刃相见，喋血旷野（《崛起的群山》）；在抗日的硝烟中，方兴未艾的中国煤矿公司矿毁人亡（《庄严的毁灭》）；满怀实业救国的创业者，在黎明前扣响了自杀的枪机（《黑色的太阳》）……矛盾的多形态、多层次、多因果的整体艺术力量，使作家笔下的历史生活具有“抗拒作家专横的阶级爱憎的能力”（高尔基语），使作品的内在力量超越简单的阶级冲突的模式和是非评判，而升腾出一种厚实的哲学意味。固然，矿山的“毁灭”和土地的“沉沦”丝毫不包含社会悲观主义成分，当作家的观察点上升到足以俯瞰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读者的艺术趣味也就不会沉溺和陶醉于具体场景，不会陷入悼亡的悲切。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一切事件和人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的，而历史的进程则是永恒的运动，是一种价值定向的不断更迭。周梅森在表现这种历史的创造中，既写出了诞生的苦难的真实情景，又写出了苦难的诞生的必然。不是吗？矿山正是在一次次夷为废墟中蜕化出新生，工人阶级正是在一次次带有盲目的自发斗争中走向自觉的。
这种融历史眼光和现实自觉于一体，促成了作品形象塑造上的显著特点：各类历史人物在超越其本位意义的同时，又在整体上强化了社会意义，取得了历史的认识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的统一。周梅森并不注重调动“个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谋求形象自身的丰富性。他热衷于把“人的生活”更多地溶进“人类的生活”，把“个人生活”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活”，这就使得个体的“人”更具有社会整体命意，使形象的血肉之躯中包藏着坚挺的历史骨骼。在作者的笔下，包括象章达人这样的资本家，象刘广田这样的早期窑工，象贺绍基这样握有企业实权的人物等，差不多都是以最佳竞技状态搏击于历史涡旋的“强人”，正是从这里，读者可以通过个人命运的遭际，透视出超意志的无法抗拒的历史力量。
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沉沦的土地》中的三先生写得最为成功。这个人物与其说是历史的塑造，毋宁说是数千年封建幽灵的造化。他不惜倾家荡产维持“世风”，可他那“世风”又在维持着贫困和愚昧；他拚命维系愚昧，是因为愚昧才能制造出他的“伟大”。他的天堂连同他自己的烟灭诚然不可避免，而他代表的精神却又在他长眠的土地中扎有强固的根系，时至今日，历史的创造者还不能不为之付出代价。在那庞大的悲剧时代里，每个人都只能是悲剧中的一个角色。这似乎就是那个特定社会赋予它成员的使命。矿工们无数次斗争换来无数次失败，由血污淤积成的仇恨，犹如地壳下的煤层埋藏在他们的心中，厚重沉实而艰于开掘。刘广田们固然从来没有形成过自己的思想，即使刘广福乃至后来的刘大柱们身上，又何尝没有祖辈传下来的因子？何尝没有红枪会、大刀会、三先生之类人物的赐予？他们麾下的那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是被从土地上抛入地下的，可他们始终割不断和土地的感情，是因为他们的灵魂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儿还在土地上。当着大规模的斗争中的群体意识还处于生存目的低层次，只要其中有生存许诺，就足以引爆全部热情和勇气。这就注定他们的斗争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和涣散性。正是这种愚昧性的延续，又使我们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重代价。现代文明是愚昧的天敌，而两个文明，正是从精神上、物质上对愚昧的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