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读部队青年作家近作随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
——读部队青年作家近作随感
范咏戈
文学愈是向作家呼唤“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语），作家队伍则愈趋于“分化”。部队青年作家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日益被强调的文学流变中，正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从一度热衷于集团式的
“定向爆破”（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题材禁区或提出新的社会问题），转而变为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文学田园，寻找自己头上的“一方天”。这种“分化”现象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鲁迅文学院学习的部队青年作家中表现得尤为鲜明。披览他们的近作，会强烈地感受着一种“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王充：《论衡》）新格局的出现。
在这批执著于对文学进行新探索、新试验的青年作家中，莫言无疑是应当被首先提到的一个。这位立志要“进行新的探索”的青年作家，两年里，从《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球状闪电》到《红高粱》、《高粱酒》、《筑路》，这些作品以新奇的面貌，让人感到一个有强烈主观创造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鲜明个性。《透明的红萝卜》是这一创作个性的第一次显示。从作品中那个虚实相间的黑孩身上，分明可以感受到作家童年倍受生活压抑的心灵，对恶梦般动乱年代的追忆，及由此生成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同情与挚爱。这也是莫言一系列小说中无时不在的一个艺术精灵。它使莫言小说既有变幻现实之美，却又不失现实主义精神之真。
如果说在《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中，作家是以其大胆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移植进自己的田园而显示了他的创作自由度，那么在近作《红高粱》、《高粱酒》中，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作家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新的艺术追求。《红高粱》遣笔端于描绘一幅高密东北乡的风俗画，写出余占鳌、罗汉、奶奶、父亲等一组有情、有义、有血、有欲的人物。这些都标志着这棵“红高粱”是秉领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孕育。然而作家并不满足于工笔描绘出一个现实的世界，他又用注重感觉的描绘、思无定检的想象、率而造极的夸张，及非逻辑联想等种种奇瑰笔触，传导出一个悟性世界。在传统的故事框架里“变法”、腾挪，从而使一个最容易落套的抗日伏击战故事获得新的审美价值，得以轻舟般驶过了久已为人们诟病的革命战争题材的“五老峰”。这部作品标志着莫言的创作步入了更加自由的天地。
和莫言强化“主观创造意识”不同，朱苏进所倚重的是强化对现实的洞观并升华审美意识。从《凝眸》开始到近作《第三只眼》，朱苏进借助十分尖锐的取材——与敌岛对峙中的连队生活，将对军队生活的反思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军人人性善恶的思考。其解剖也更见深刻。《第三只眼》把矛盾凝聚在以南琥珀为班长的一班。这个班由于战士司马戌越海投敌，并在海峡对面用大喇叭对一班战士逐一点名，道出隐私，精神几乎被瓦解。在这一变故中，作家用尖利的目光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了立体透视。司马戌的“第三只眼”，是仇视光明、觊觎人本身的阴暗的“第三只眼”。南琥珀的“第三只眼”，尽管有偷营、听哨等不够光明磊落之处，但他是深刻犀利的，他看透了畸形年代军营的一些痈疽，能够征服一班的战士，成为一班的新的凝聚力。而指导员的“第三只眼”，则是一种忍辱屈从人格的显示。所有这些“第三只眼”，都通向对复杂性格的描绘。而南琥珀这一形象，体现了对于畸形年代的军队和军人被扭曲了的灵魂的洞察与超越。从这个层面来把握军人美，正是朱苏进审美意识的升华。
乔良的近作《陶》在为数不少的成功的“寻根”作品面前也许不十分显眼，但它却透出了部队青年作家文化意识在觉醒的信息。摆在乔良面前的是一个极平常的现实题材：某大桥要建造一组雕塑，而青年雕塑家从初民时代遗留下的彩陶汲取了灵感和激情创作的《猎神》，却因为构图打破了均衡被评委们否决。最终，桥头还是耸立起工、农、兵、学四座同样“目视前方”的圆雕。作家没有将这个题材处理成一个一般的压制人材的社会问题小说，而是把目光投向历史，以体现着先民的原始生命强力的彩陶为结构线索，写了原始生命强力在今天这个变革时代里价值的失落，从而达到对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烂熟文化的哲学反思。作家显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参照系，来判断今天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观照方式，自然比那种直奔主题而去的方式，更能适应今天读者的审美需求。
文学观念的变革在部队青年作家中引起的是多层次震动。一些营造战争小说的作家，在致力于从更广的层面上把握和表现英雄主义，开垦战场英雄的心灵世界方面，表现出新的思考。宋学武的《山上山下》提供的画面仅仅是两个战士一天的乏味生活：闷热，看敌人阵地拉尸体。两个战士的行为方式也只是站哨拉呱。但是作家正是通过描写的生活化和生活化的描写，在似不经意间把战士们忠于职守、热爱生命、视牺牲如平常事的精神风貌诉诸读者。作家追求那种以平为奇、平中见奇的英雄主义主题，追求“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那样含蓄蕴藉的美学效果。这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审美追求。何继青《只不过是一瞬间》中的正面主人公姜汉民，显然比传统的正面主人公更具新质。姜汉民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想赶走慌乱，止住颤抖的努力都失败了，竟至小便失禁。他一时不能被人们理解。在经历了屈辱的、难以说清的战场一瞬间后，姜汉民的英雄气质表现为三年如一日地等待。尽管他没能等来这个机会，带着难以洗刷的羞辱离队了。但岂不也可以说他是带着战士的光荣走的吗？部队青年作家对传统的英雄主题“多方位”的思考和表现，极大地开拓了我们对战争小说的思维空间。
也许一些部队青年作家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文学，如果只关注了对自身的突破，不对生活作大面积的突破，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只会在较小的文学圈内引起呼应。当突破文学与突破生活作双轨同向运行时，文学才能有更加迅猛的发展。因此他们继续对变革生活投以极大的热情。青年作家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在比较广阔的战争背景下展现了几个投笔从戎的院校毕业的青年军官火一样的年华，写出了他们对爱情、幸福、和平的憧憬和对牺牲、战争的思考，洋溢着强烈的现代军人意识。张为的《战火青春》写的虽然是不见硝烟战火的后方医院，却也展现出青年男女士兵在战火中青春的净化与升华。庞天舒的《谁热切地怀恋过》，李颖捷的《亲情》，张为的《零点归来》，都在残酷的战争与美丽的爱情两相映照下，写出了战士的心灵在赤诚的追求与庄严的选择中绚丽升华。这些激情充盈的作品，将新时期以来对军营内外的生活作了大面积开采的《西线轶事》、《秋雪湖之恋》、《高山下的花环》等形成的军事文学主潮推向广大，无疑是值得格外推重的。
处在开放时代的当代文学，传统和创新交织融汇。部队青年作家群是进行变革和探索的最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之一，但也显露出某些亟于追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偏差。比如对应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之上去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文学在内的营养、必须烂熟于心才能有运用之妙等，缺乏应有的自觉。即如已经显示了鲜明创作个性的莫言，对现代技法的借鉴也不无失当之处。注重感觉的描绘和传达是莫言创作的长处，但《红高粱》详细描绘罗汉大爷被剥皮的一节，感觉的传达便流入感官的刺激，令人不忍卒读。当然从宏观上看，部队青年作家群所经历的由非审美化到审美化的转变，是军事文学趋于成熟的希望所在，前景是喜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