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赵梅生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赵梅生同志
顾卓新　王新三　袁静　袁军时　赵作为
赵梅生（又名作霖、长远）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我们走访了三十多位革命老前辈，不少人回忆起梅生同志来，仍是热泪盈眶。
梅生同志1906年出生在山西平顺县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师家庭，少年好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马列主义，精读经典著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工农群众，动员和组织力量，迎接北伐胜利。1928年北大党组织连遭破坏，又由于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和一些同学中产生了失望情绪，梅生同志以其对马列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的信念，宣传革命理论，扩大党的影响，并给一些同学送去进步书籍，鼓励他们坚持走革命道路。为了解决和实际结合问题，他回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并在当地播下革命种子。
1929年，日本逮捕中国留日左派学生，党决定发起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反帝大同盟前身），梅生同志被选为北平后援会负责人之一。这年，梅生同志又成为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兼任北大党的支部书记，是北大的学生领袖。
1930年春，梅生同志和北大同志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由于坏人告密被捕入狱，经过坚持斗争，终获释放。当年“八一”国际反战日，梅生同志参加示威游行，同军警展开搏斗，又遭逮捕。释放后立即投入战斗。在梅生同志指导下，先后恢复了立三路线时期被破坏的党、团、工会组织，以及“左联”、“社联”等外围组织。
1931年党派梅生同志到中央华北特委负责军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以北大学生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为首，掀起了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全校学生推举赵梅生等十九人为代表团代表，到达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抗争，又遭到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经过全国学生声援，才转回北平。
1932年，党派梅生到山西汾阳任中共汾阳特委书记，在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作兵运工作。他经常深入下层，组织读书会，讲解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1933年，我党发表宣言，号召武装民众。汾阳军官学校官兵响应党的号召，成立抗日先遣队。由梅生同志率领的三千多人的抗日先遣队，徒步到达张家口，梅生并起草了“北上抗日宣言”和传单，不少学生受到鼓舞，积极参加。这支队伍成为“抗日同盟军”的骨干之一。当时梅生同志是前委领导成员之一，并任吉鸿昌直属教导团的代理团长。
1933年4月，谢子长和颜红彦同志来视察工作，并派去王新三同志，在梅生领导下工作。抗日同盟军是以“外抗日寇，内除国贼”为宗旨的。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出兵收复察哈尔被日本占领的地方。梅生同志所领导过的教导团，大部是平津学生，有坚强的党支部，这支队伍冲锋在前，7月收复了多伦。1934年，梅生同志在北平为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在狱中梅生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狱后经阮慕韩同志介绍到天津法商学院任教。
1935年党派梅生为北方局的军事代表，负责河北省的军事工作。这年，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的“一二·九”是在黄松龄、温建公、赵梅生等领导下爆发的。梅生等同志登台慷慨讲演，不久竟被法商学院解职。梅生同志在刘少奇、彭真、林枫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北平文化教育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初成立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杨秀峰、许德珩、张申府、赵梅生都是发起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组织上派梅生到保定一带开展工作。保定沦陷，梅生又到武汉，在董老领导下与叶楠（国民党元老叶楚怆之子）等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协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年统一战线团体。由于党的领导，广大爱国青年的支持，加上梅生同志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个组织在促进国民党抗战、保卫大武汉中起了很大作用。
梅生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深入各地考察青年救亡运动，还和袁宝华同志到河南成立“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在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倒退和分裂的阴谋。1939年梅生同志到宜川见到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本来希望他到华北工作，因需要就暂留宜川，在八路军办事处王世英同志领导下做统一战线工作，公开身份是民革室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当时阎锡山组织什么“同志会”、“精建会”等反动组织，欺骗青年到宜川受训，梅生同志说服他们回晋东南参加敌后抗日活动，挽救了不少抗日青年。1940年梅生同志回到延安，被分配到陇东中学当校长。他拖着久病之身，克服重重困难，把学校办得井井有条。
1943年，梅生同志对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方向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曾刊于当时的解放日报，在各抗日根据地引起广泛讨论，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就是这样一位一生为革命、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也遭到康生的迫害。康生借“抢救运动”之机，诬蔑北平来的地下党是什么“红旗党”（即内奸党），使大批好同志蒙冤受屈，梅生等同志甚至含冤死去。
梅生同志一生为革命，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德。
梅生同志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在白色恐怖下曾四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对敌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在失掉组织关系时，也积极为党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步。他历尽坎坷，受尽打击迫害，从无怨言。梅生同志长期病魔缠身，但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遇到危险时总是先想到别人，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力争为党多做工作。他对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
梅生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薛暮桥同志曾说，梅生同志给《中国农村》写的文章观点正确，水平很高。他研究马列理论，善于结合实际总结工作经验，在三十年代的理论工作上有很大贡献。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梅生同志与托洛斯基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一书，将梅生同志写的《中国土地问题的特点》作为绪论发表，并作专门介绍。梅生同志还和王定南等同志编辑出版《中外论坛》、《世界论坛》等刊物。三十年代初，梅生同志写了不少批判文章，揭露了阎锡山反动谬论的本质。“七七”事变后，梅生同志研究和论述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抗日战争问题，对当时抗日战争起到重要的宣传组织作用。
梅生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和儿子都先后为革命牺牲。
早在1951年，董必武同志就指示中央组织部为赵梅生同志做结论并立碑留念。1984年中组部经过反复调查，为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冤案作了最后结论，给予平反昭雪，并恢复党籍。结论中说：“赵作霖同志为党的事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山西省委批准为烈士立碑。四十多年的冤案终获昭雪。
（赵作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