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探索的新收获——读杨佩瑾的长篇小说《红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艺术探索的新收获
　　——读杨佩瑾的长篇小说《红尘》
　　胡德培
杨佩瑾以写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他的《霹雳》和《旋风》出版后有多家电台、电视台播映。但是，作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在努力开掘题材，精心选择角度，着意于新的试验，在艺术探索上不断奋进。
如果说，《霹雳》和《旋风》侧重以金戈铁马、烽烟滚滚的传奇故事吸引读者，那么，杨佩瑾的新著长篇小说《红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则是深入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另一个特殊领域，以革命途程中路线错误的坎坷曲折和人物的不幸命运为中心，铺叙故事，敷演情节，启示着人们的思考。
《红尘》所选择的艺术角度，是红军时期的一个特殊斗争生活侧面。它比较深入地描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与违背实际状况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一次较量，揭示出“左”倾肆虐的严重危害及其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龙门山游击队，不是被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所击溃，而是被王明“左”倾路线所毁坏；游击队长田云生（田大刀），敌人见他是闻风丧胆，竟被自己人逼得走上了绝路……这是1933年夏天至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清查“AB团”、极左路线猖獗一时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类历史事件的形象反映，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红尘》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杨佩瑾善于将现实世界里获得的灵感和激情，与历史生活斗争融会在一起，努力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里进行挖掘和开拓，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开掘，不仅在于扩大了题材的领域和范围，而且在于对题材所包孕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底蕴的深入揭示与剖析。《红尘》既揭示了极左思潮如何猖獗及其危害，又描写了田大刀等人物对自己信奉的主义如何虔诚，如何达到了奉为神圣的境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和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革命灵魂，因而错误的思想路线给自己和革命带来致命的打击仍无自觉，这就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极左悲剧较深一层的内在因素和主观原因。
同时，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的深入刻画与形象描绘，也是杨佩瑾在艺术探求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杨佩瑾在过去的一些创作中，似乎较多地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上下功夫，在《红尘》里，除了故事仍然具有传奇色彩以外，则侧重地以大土豪丁诗咏的私生女丁月英个人命运来串连情节，着力于揭示丁月英与田大刀在特殊境遇下的思想矛盾和心灵历程。因此，小说集中笔力在描绘田大刀如何帮助丁月英走上革命道路，以及男女主人公之间所发生的感情纠葛和恋爱悲剧。既重事，更重人，在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中塑造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展现革命历史生活的复杂环境与人际关系。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社会的舆论，摆脱旧式婚姻的束缚和剥削阶级的眼光，丁月英艰难地走上革命道路，立刻又遇到了一连串新的问题：新的爱恋之情及对革命的追求，遭受到挫折和怀疑，自己的一番革命热忱被误认是别有用心，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被当作异己和奸细。“左”倾机会主义与敌人狼狈为奸，正扼杀着纯洁的爱情和忠贞的革命者……斗争九曲回环，性格层次迭进，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作品有力地表现出田大刀和丁月英丰富变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矛盾。应当说，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与此同时，围绕矛盾斗争的主线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小说对一些次要人物的个性勾勒也颇为出色。比如，打柴的涂九公公的忠厚、质朴，从水中救出丁月英的小杏及其父亲的朴实、热忱，丁月英的同学梁美娟的纯洁、善良及其丈夫的油滑、势利等等，用墨虽少，出场不多，但多各具特色。小说中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标志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中的一大跨进。比较来说，作家对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特委书记曾宏义的艺术描写上，存在不够准确和简单化的毛病，有时似乎成了“左”倾路线的化身，人物个性变得模糊不清；作品对特派员戈一氓的处理，前面也有某些简单之处，但他后来在现实斗争事实的教育下，思想性格上曾产生了矛盾和变化，就使人觉得稍为接近真实一些。从简单概念出发而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的失着，恐怕也与作家的笔墨未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矛盾、未揭示人物思想领域的复杂冲突是大有关系的。
通过《红尘》的创作过程，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现实的发展推动着作家的认识不断变化和提高，在不同作家的眼中，同样的事件和人物会具有不同的面貌和形象；对生活的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不同的作家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因而生活给予创作艺术上开拓新的领域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那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创作艺术领域里，只有作家思想的老化，没有文学题材的老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