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与法治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明察与法治
曾敏之
造谣，诽谤，诬陷……在“文革”十年间横行一时，身受其害者不知其数。
这种害人伎俩所以能施展，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谓“打小报告”就是具有上述内容的外在形式。
这种邪恶之风，如今是否已“止”了呢？看来还未“止”。一纸匿名信就令人有受疑、受查、受审的可能，足以使被“打小报告”的人吃苦头，即使“真相大白”，也已拖延时日了。
正当这种邪风未戢之际，法律上的诽谤罪已颁布了，于是传来了福建一宗诬陷者被判刑的新闻，真是令人拍手称快，如果被诬的人都打官司，当可以法律制止邪风，使是非之分纳于正轨。
当然，事情还另有一面，就是受冤屈者有权上告，有权揭发，这与诬陷、诽谤不能相提并论，与“打小报告”不同，所以胡耀邦同志曾公开鼓励揭发奸邪犯罪行为，只要贴上八分邮票寄到中南海，就会接受处理。如果真正是揭发奸邪犯罪行为，又得到上级支持办理，这对政治清明、建立法治是大有好处的。
不过，要取得效果，系于明察秋毫。不能使《红楼梦》里“护官符”大行其道。
事实上，如今仍有受冤者的冤案被拖延被掩盖，也有贪污大案受保护而欲办不能，可见明察之不易，依法办理更是不易。
最阴险的是两面派，是“面誉背毁”，是“巧言令色”，是“播弄是非”以达到诬陷的目的。张九龄就上过李林甫的当。李当面赞成张的大政主张，转过背就在皇帝面前构陷张九龄于罪，迫得张九龄被贬南疆。在当代，康生可入李林甫一流，老作家孟超与康生是山东同乡，孟超把写好的剧本《李慧娘》送给康生看，康看了满口赞好，并主张拍成电影。后来呢？指示批判《李慧娘》为有毒的鬼戏也是康生，使孟超受尽折磨而死。
这真是：“昔之倾人者毁之，今之倾人者誉之。昔之毁人者构陷之，今之毁人者叹息之。”（见《吕氏春秋》）康生正是这样的阴险人物。
诬告的历史，可谓远矣。《后汉书》中就记载了：“群邪项领，膏唇拭舌，竞欲咀嚼，造作飞条”。所谓飞条，就是诬告的匿名信。又有“流言飞文，哗于民间”，也是指匿名诬告所造成的“舆论”。
到了唐代，诬告更流行了，《唐书》里有“飞语诬蔑”的说法，是指“使飞语诬蔑公卿”，就是大造谣言以污人清白之意。
最典型的诬告制造者当推武则天时代的酷吏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他们结党营私，构成一个特务网。当他们要陷害人的时候，就唆使其党徒，分在各处利用密告箱同时揭发，把诬告的书信飞向京城，达于武则天之手，于是忠良受害，百口难辩。这种诬害手段和方式，既阴险，也隐秘，因此周兴、来俊臣之流成了武则天、武三思的耳目，取宠于一时，施刑极毒辣。为了推行特务式的诬告，他们还编写了一部书曰《罗织经》，就是专研究罗织人罪的。
“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秉承了周兴、来俊臣的衣钵，也使用了《罗织经》中所列的伎俩，在全国范围内诬陷好人，冤狱遍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法律有诬告罪、诽谤罪。敢于运用法律，就有可能对诬陷、诽谤之徒予以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