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质界长期争论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百家争鸣

关于地质界长期争论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　孙荣圭
地质学是地球史科学。地质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假说多、定律少、争论频。谈到一个学说或学派，一定要分清楚，它哪些东西是证实了的，哪些东西是假说。假说是未经证实的东西，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相比之下，中国地质界的争论比外国更复杂。有些人习惯于将学术与政治一起考虑，从而有意无意地混淆两者的界线。这种习惯常常使学术争论不欢而散，甚至，人们对学术争论望而生厌。
但是，科学要发展，怎么可能没有争论？有的问题，争论半个世纪了，迄今仍然没有解决。我以为，科学争论是科学界的事，只有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一、关于批判“无矿论”和“贫油论”
矿产是一种客观存在，有与无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找矿是一个反复实践、认识的科学发现过程。在一个地区，前人找不到矿，后人有可能找到。后人的成功，包含着前人失败做出的贡献；前人的失败，常常是历史条件决定的。
然而，有人不这样看问题。当找不到矿时，他们什么话没有；一旦找到了矿，就全盘否定前人工作，大批特批“无矿论”。好象矿不是科学研究找到的，而是批出来的。有没有批出来的呢？有，曾记否？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那些不够品位的“铁矿”；十年动乱期间在南方找出的根本不能烧的“煤矿”，都是批出来的。为此，多少人民血汗付诸东流！
长期以来，有一种家喻户晓的说法：中国东部贫油的帽子是美国人扣在中国头上的，现在我们把这顶帽子抛到太平洋里去了。所谓扣帽子，意指本来中国东部有油，美国人硬说贫油，是撒谎。目的何在呢？据说是为了推销美孚石油。但是，研究一下历史，上述说法值得推敲。首先，从“贫油论”的代表作（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杂志上发表，在七十年代早期北京举行的展览会上展出）的内容来看，美国地质学家的论断是根据中国东部缺乏海相第三系、断裂构造发育和岩浆活动频繁等地质特征提出来的，完全符合二十年代石油地质学的理论水平。其次，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如果发现石油，将给美国垄断资本带来远比推销本国石油大得多的巨额利润，是美国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有什么理由硬要把有油说成无油，把富油说成贫油呢？第三，如果这位美国地质学家真的不顾美国垄断资本利益而隐瞒了实情，我们应当给他颁发一枚大勋章，以表彰他为新中国保全了一系列油田。
回顾这段历史，使人深深感到，大批“无矿论”和“贫油论”，不仅违背历史事实和唯物论的认识论，而且连形式逻辑都不顾了。其所以风行一时，恐怕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用政治需要控制学术争论，容易掩盖历史真相，大多数人只有沉默，讲真话的人能有好下场吗？
二、关于庐山的冰期
十九世纪上叶，人们在欧美中高纬度地区陆续发现许多冰川遗迹。据此，瑞士学者阿加西兹提出第四纪冰期假说，经过后来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证明正确。
二十世纪上叶，李四光在庐山找到了一些证据，他认为是冰川造成的，提出庐山冰期说。问题提出的意义，不限于在中国首次发现，而且不是在中高纬度而是在较低的纬度。现代的太平洋洋流的格局，使得中国东部在相同纬度上比北美西部寒冷。因此，在较低的纬度上找到冰川遗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般的推论代替不了论据。
三十年代，在庐山召开一次讨论会，会上中外学者根据李四光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不同见解。当时研究第四纪颇有造诣的中国地质学家不很赞成李的假说。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认为，李提供的十几项论据中，部分可能属于冰川成因，部分不是。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分别持肯定、怀疑或否定态度。会上会下活动都是正常科学生活，看不出什么反常现象。
五十年代，人们从批判“崇美”思想运动中受到启发，重新认识这场争论，认为外国学者对庐山冰期假说的怀疑和否定，是无视科学事实，是出于政治偏见。这种新认识，当时完全可以理解，容易接受。但是，这样一来，无意之中将政治与学术混淆了，这对外国人来说倒无所谓，而那些对李的假说不赞成或怀疑的中国学者却难逃“崇洋媚外”之嫌，除非改变学术观点，外加思想检讨。
从三十年代迄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按道理，李的庐山冰期说应当被普遍接受了。其实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现在认为，庐山、黄山、桂林等地不存在形成冰川的古气候条件，直到今年4月，这个争论还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有人提出，同样是外国人，为什么对李四光的纺锤虫分类和石炭系地层划分推崇备至，而对他的庐山冰期说却难于接受呢？言外之意，外国人的态度未必出于政治偏见。
李氏的庐山冰期说的命运如何，取决于科学实践。然而，这一段历史曲折再一次教训我们，将政治与学术混淆，结果只能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
三、关于大地构造学派
中国的地质调查，辛亥革命前由外国学者进行。辛亥革命后，中国地质学进入奠基时期，主要成就是建立地层系统。区域构造和大地构造研究始于二十年代末，迄抗战结束，主要成就反映在《中国地质学》（李四光，1939）和《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两部著作中。
李四光在学术思想上受徐士影响较大，与泰勒的活动论属同一思想体系。后来，出版《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1946）和《地质学概论》（1962）两部著作，开创了中国特有的地质力学学派。
黄汲清早年受葛利普影响，曾与赵亚曾一起研究秦岭地槽迁移，运用地槽学说划分中国构造单位，提出多旋回造山说，理论概念上倾向阿尔岗的活动论。
葛利普是世界和中国地层学的奠基者之一，倡导脉动说。三十年代，他和赵金科受魏格纳大陆漂移说影响，提出另一种活动论——极控说。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专家连同苏联学派的固定论思潮一起涌进中国，李四光、黄汲清和葛利普（已故）三个流派的活动论思想受到压制。苏联学者，在宣传固定论如何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活动论斥之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加上那时人们信任苏联专家远远胜过信任中国学者，于是形成一种无形的，但的确是很强大的政治、行政和哲学的压力，迫使有些中国学者隐瞒、放弃、遗忘乃至否认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对于中国地质学来说，是够可悲的了。
然而，苏联人也给中国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如裴伟的深断裂学说，谢因曼、西尼村、别洛乌索夫和巴浦洛夫斯基的地台活化思想。中国学者将这些东西吸收过来，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鼓动下，导致张文佑的断块构造说和陈国达的地洼说的成长。在相同的背景下，张伯声、马杏垣等人也提出了他们的假说。六十年代早期，出现了较为活泼的学术空气，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好景不长。十年动乱期间，有人提出，要同“产生于西北欧一隅的传统地质学”决裂，发展“土生土长的反传统地质学”。结果，出现了“一马独嘶，万马皆喑”的局面。正当中国地质界挥动批判武器的时候，外国地质界却在进行一场壮阔的武器批判。对占地球表面积70％的洋底地质的广泛研究，导致板块构造学说的建立，地质学第一次摆脱知陆不知洋的片面性，成为一门真正的全球科学。
在新形势面前，中国地质学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气概，苦学力行，勇敢奋进。尹赞勋、傅承义引进和倡导板块构造理论，李春煜出版了亚洲板块构造图，黄汲清为自己的亚洲三大构造域学说找到了新论据，张文佑的固定论立场开始松动，试图将断块与板块的理论概念统一起来，常承法对青藏特提斯带提出了独特的构造演化模式，郭令智用板块学说解释了东南地区构造史，王鸿祯根据古地理，董申葆根据变质带，朱夏根据盆地发育，张之孟根据兰闪片岩分布，对中国板块构造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台湾地质学家对台湾板块构造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如果说，现在中国存在一个板块构造学派，那么，它的内部的各种理论见解的差别或分歧是很大的，争论不可避免。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诸如李四光的构造体系，陈国达的地洼、张伯声的镶嵌地壳和马杏垣的萌原槽台等理论概念，与板块构造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它们也不会因为板块构造的出现而失去其存在的根据。而且，板块学说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现在，在肯定板块结构学说的同时，不宜轻率地全盘否定过去任何一种大地构造学说。
科学就是科学。地质学就是地质学。虽然，现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在互相渗透，但是，这同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用政治手段控制科学争论，让作家充当科学争论的裁判之类的做法，完全是两回事。
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繁荣中国的地质科学，开展正常的学术争论，关键在于毫不含混地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线和取消学术领域的一切特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前辈或晚辈，大人物或小人物，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真正实现在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否则，难免再出现曲折。
（转自《中国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