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史知识》“先秦专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文史知识》“先秦专号”
　　吴世昌
最近，《文史知识》在1986年第五、六期上连续刊载了“先秦专号”上下集。我对于先秦文化也有兴趣，渴欲一读；读后不禁有所感触。刊物编专号，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或于创刊之际，或于若干周年纪念之时，编辑者邀集当代名流，组织一批稿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偶一为之，也算不得什么。然而《文史知识》则异乎是。它每年两期专号，每个专号一个朝代；五年以来，从不中辍。这样的按部就班，从容不迫，是需要一点气魄的。“先秦专号”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所开拓。整个专号细针密线，此呼彼应，品味此中三昧，实可谓先得广大读者之心。
“先秦专号”的特色之一，是善于布局，组织有方。先秦文化，是我国后世文明的总源头。时间跨度大，涉及方面多，办专号实不易措手。试想：经史子集，文史哲理，莫不多从先秦百家中流出，自古以来，有多少硕儒大师皓首穷经、孜孜研治？又如近百年来，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多少新兴学科勃尔崛兴？殷墟的发掘，夏文化的探索，原始文化、史前文明的研讨，哪一项离得开先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甚至生态地理学等学科的密切配合？这些如不反映，能算是完整的先秦文化吗？《文史知识》将“先秦专号”分两集刊出，上集侧重于新兴学科的介绍，特辟“民族与民俗”，“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两个专栏，再加上其它文章的配合，俨然一幅先秦文史研究的示意图。下集则侧重于先秦学术思想源流的探讨。如周谷城的《奴隶制时代的中国》、梁漱溟的《先秦学术思想漫谈》、杨向奎的《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等等。这些都是老话题了，然而他们谆谆道来，迭见新意。上下两集自成系统，原可分开读。上集生动有致。下集浑厚凝重。
“先秦专号”的特色之二，是不主一家，牢笼百态。专号作者皆一时之选，各擅风姿，并不强加轩轾。譬如周谷城与梁漱溟二老关于“儒学”或“儒教”的观点便自不同；田居俭与李知文对庄子的评价也不一致；这是显而易见者，读者如能细加寻绎，类似之处当在不少。不知者或以为这是编辑者的失察，殊不知这些貌似抵牾之处，正是各自的体验，也是实际的争鸣。惟能不主一家，才能牢笼百态，自辟蹊径。至于道路怎么走，则全由读者自择。
“先秦专号”的特色之三，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先秦文明。既有宏观的概述，亦有微观的探讨。譬如赵光贤《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和展望》，高瞻远瞩，将一代研究尽收眼底。而杨伯峻的《我看先秦文学与〈礼记·檀弓〉》一文，则在纵论先秦文学之后，笔锋一转，对《礼记·檀弓》的文学特色剖析入微。这类大题小作、小题大作的文章比比皆是，前者如刘泽华《由“学在官府”到“私家之学”》、许嘉璐《先秦婚姻说略（上）》、斯维至《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韩康信《殷商居民的种族》、王玉哲《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唐嘉弘《为什么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等；后者如曹道衡《孔门弟子（一）》、宋镇豪《先秦时期是如何记时的》等，纵横交错，将先秦文明作了多方面的描绘。此外，还有一组文章很有意义，即王树民的《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史的丰硕成果》；黄烈《郭沫若在先秦史研究上的贡献》；王煦华《〈古史辨〉派与先秦史研究》。乾嘉学者将考据学推向了极致，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代表了当时的新史学，郭沫若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们实在是先秦文史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将这些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
当然，“先秦专号”也不是全无缺点的。譬如《我国骑兵的诞生和发展》一文，对史料的理解和应用便有可议之处。不过，就专号总体而论，还是令人信服的。愿《文史知识》精益求精，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