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喊没权，原因在哪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厂长喊没权，原因在哪里？
　　新华社记者　杨继绳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已经谈论好几年了。时至今天，不少厂长还呼吁没有权。原因在哪里？
　　厂长的呼声：不能各级都以宏观控制的名义截留企业的权力
天津棉纺二厂是一个有一万名职工的大厂。每年，织布七千五百多万米，纺纱两万多吨。可是，这个厂的厂长没有权力安排产品品种，也没权卖一米布、一两纱。纺出的纱，织出的布，全部由局里控制。这个厂原来和十三个省市有购销关系，今年年初和外地签订了一批合同，局里让自销合同全部停止执行，他们只好单方面毁约。外国商人来厂里访问，提出要买一些布，厂长作不了主，外商摇头，表示不可理解。厂长有时也唉声叹气地说：“我这个厂长当得窝囊透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天津纺织局所属的印染厂、针织厂有足够的坯布和棉纱作生产原料。因此，棉纺厂不仅不能自销，品种、机台也必须和印染厂等加工企业对口。
其他棉纺织厂的情况和棉纺二厂差不多。厂长们说：“上级截留企业权力，都是以‘宏观控制’的名义进行的。”
　　局长的苦恼：我身上扛着“指标”，不控制企业，我找谁去？
局里为什么“截留”？记者带着棉纺厂提出的问题，到纺织局寻找答案。
今年时间已经过去七个多月，纺织局的产值计划和利润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市里对纺织局承担的经济指标催得很紧。
谈起棉纺厂的自主权问题，纺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介绍了以下情况。
去年曾把坯布、棉纱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适当地放开了控制，给企业一定的自销权。结果，棉纱和坯布大量流向农村和国外，因为乡镇企业税收比城市国营企业低，它能出较高的价格收购棉纱；棉纱和坯布换汇成本低，外贸部门愿意给棉纺厂一定的优惠。这样一来，天津的印染厂就没有坯布，针织厂没有棉纱。由于坯布棉纱紧张，各省、市都采用行政手段防止外流，别人都控制，天津不控制就会吃亏。
纺织局这位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样控制企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知道这样做和改革的方向不一致，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用地区封锁代替了竞争，也保护了落后。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这么做。我们身上扛着产值、利润指标，完不成指标，上级要拿我们试问。
看来，简单地批评某些中级领导部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记者的调查：影响企业的活力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
为寻找影响企业活力更深一层的原因，记者走访了一些行业，发现企业自主权的多少，在不同行业之间很不平衡。就一般情况而言，加工企业的自主权多于原材料企业；机械、电子行业的企业比轻纺行业的自由度大一些；生产内销产品的企业比生产出口产品的活力强一些。企业自主权的不平衡，主要不是由主管部门的开明程度所决定，而是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比较直接的原因是，产品越短缺，越容易引起直接的行政控制，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活力就越差。目前价格还没有放开，生产要素不能随供求关系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需求变化不能自动调节产量的增减。因此，什么产品短缺，国家就控制什么产品的分配权，企业就失去了销售权。目前原材料比较紧张，所以原材料工业企业活力较小。因此，要让企业活起来，产品供应略大于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要创造供略大于求的局面，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合理地控制需求、消除过度需求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改革不同步、不配套，是放权不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生产轻纺产品的企业活力不如机械电子产品企业？因为轻纺产品的出厂价格统得过死。为什么棉纱一放开就大量流向农村？因为现行税收政策使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例如，要给棉纺厂自销权，至少需要以下几项改革配套：1、全国各省都同步放开，形成统一棉纱、坯布市场；2、价格浮动；3、税收政策合理，保证农村、城市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
很多同志认为，不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企业不能真正活起来。这里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精简机构；二是政企分开。多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控制，机构不精简，层层控制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因此，要放权，必须简政。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还得利用这些行政机构完成经济计划，各层次的行政机构都背上了经济指标，这就强化了这些行政机构对企业的控制。因此，要搞活企业必须政企分开。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应该由直接组织经济转变为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制订政策、法令。这个转变完成了，各级行政机构就不必扛经济指标了，也就不必为完成自己的指标去直接控制企业了。
总之，企业的活力取决于改革的深度。目前，改革还处于初期阶段，上述制约企业活力的因素虽然逐渐削弱，但在短期内不可能彻底解决。现在有很多矛盾现象，旧体制约束新体制的产生，但新体制又要在旧体制的扶持下发展。如果在建立新体制时过分莽撞而失误，则旧体制的控制就更加强化。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改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